落日如同一个充满神性的金球，用佑护福祉的光辉沐浴着阿西西峡谷——圣弗朗西斯的出生地。
我们在路上已经13天了，长得足够我重新认识自己的小腿肌肉；对威尔来说也是，正好够他把《安娜·卡列尼娜》读到女主角卧轨自杀那段。不过我和他之间却没什么戏剧发生——我有一次倒是拿错他的牙刷，不过这显然不是什么精彩剧情。
还剩下最后一段路要骑了，也是整个旅程中最长的一段，90公里，先沿着台伯河峡谷走，然后进入一段让人胆寒的、足有12公里长的上坡路。我骑车上路时，四肢火辣辣地疼，呼吸粗重得不能讲话，只好重新创造了一段新咒语给自己加油——这次是对那个不戴头盔飞速骑过我身边的小伙子的无限感激，还有感谢老天让我跟他一起共度了这么多天。
几天前我想，我会在这段旅行中完成好多任务呢，要尽可能地跟儿子走得更近，逼他告诉我他生活中的各种新闻，要了解他对自己的童年和未来的想法；我还想就保险的重要性以及不戴头盔骑车的危险性再发表点看法。但是，旅行快结束了，我却一件也没完成，有一刻我真的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搞砸了一个大好机会。我们几个小时后就要说再见，我返回罗马，他则前往某个他现在还没决定的地方。
“我上火车前，一起在广场上吃点东西吧？”我对儿子说。
我们坐了喷泉旁的一张桌子——像在意大利的大多数时候一样，坐在这样的广场上光是打量周围经过的行人就足以打发无聊了。可是这会儿，威尔在终于看完那本900页的俄国小说后，拿出了他的素描本。他要画一幅我的肖像。
我坐在那儿，让他在纸上描摹我的脸。我想这时我眼中充满泪水——两周来的第一次——但这样的泪水不会叫人不安，只是一个母亲准备跟儿子说再见时的正常情绪。我告诉威尔这是我们之间最好的时光之一，他说，他也这么想。
他帮我把行李提上出租车时，我拥抱了我6英尺高的儿子，这个在3岁时我手把手教会骑自行车的儿子，那时候他受不了落在哥哥姐姐的后面，而我跟在他的小脚踏车后，保护他不要跌下来。
“不管你最后要去哪儿，等你到了一定要告诉我。”我说。为人父母，可以期望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当然，妈妈。”他说。然后他亲亲我，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