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男游客经常会半真半假地问我们是否愿意和他们走婚,还有些游客会问我们有没有父亲。”云南丽江泸沽湖边落水村的几个摩梭女孩儿对记者说:“这些话让我们很反感。”
云南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居住着1000多户摩梭人,他们存有母系、母系父系和父系3种不同的家庭组织。其中,保存完好的“男不娶,女不嫁”的古老母系制和独特的“走访婚”,深受世界各国学者关注。这 里因此被誉为“女儿国”——一个女性的王国,与摩梭人相伴的泸沽湖在人们眼里成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
近年来,在泸沽湖旅游热中,研究者们发现,由于影视、文学等作品以及一些导游的夸张和不实介绍,使不少游客带着猎奇的心理前往泸沽湖旅游,甚至有些游客到泸沽湖旅游是为走婚而来。这一现象让一些学者和摩梭人深感不安。为此,今年两会期间,来自丽江的人大代表杨雪梅呼吁:“加大对泸沽湖摩梭民俗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尽快对《泸沽湖摩梭民俗文化保护条例》予以批复;将‘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景观’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邀请新闻媒体、学术团体深入摩梭社区了解研究摩梭文化,纠正对摩梭文化的误读。”
人们神往传闻,不理解活生生的摩梭人
带着无限的憧憬,许多参加旅行团的游客长途跋涉来到向往已久的泸沽湖。然而,不少人却抱憾而去,抱怨现代气息侵入了泸沽湖这片净土,甚至有人表示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由于对摩梭文化的误解,人们已经相信传闻中或想象中的摩梭人,而对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摩梭人不理解。”摩梭学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拉木·噶吐萨说:“在众多的误读中,有一种浪漫的误读过分美化和神化了摩梭文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神奇美丽。好像摩梭人都不食人间烟火,只会喝酒唱歌跳舞,躺在云彩上谈恋爱,和游客任意走婚。”
“游客的失望和他们的旅游方式有很大关系。”云南民族出版社图片编辑、摄影家李跃波常年深入摩梭村寨,拍摄了大量珍贵而有价值的摩梭文化照片。他说:“这些旅游者其实很可怜。他们一早坐车从丽江出发,到达泸沽湖已经是下午4时。然后乘船游湖、下船后骑马,接着吃晚餐,饭后参加篝火晚会,第二天一早便返回丽江。这么辛苦的旅程,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了解真正的摩梭文化?”
曾在摩梭村寨生活了一年多的香港学者周华山博士认为,游客对泸沽湖旅游失望的原因,一是旅游项目单调没有内涵,骑马、划船成了标准化项目;二是对摩梭文化缺乏了解,许多游客离开泸沽湖仍对摩梭母系和走婚制一知半解;三是认为泸沽湖边的落水村变得商业化。
对于“商业化”,周华山认为,“在旅游地,服务明码实价是合理的做法”,“落水人每天接待无数游人,不可能每次都热情好客不收分文”。而当地摩梭人认为:“游客到香港旅游花上万元都不心疼,甚至还自豪地炫耀。可在我们这里住宿一晚才15元,一顿套餐10元,还批评我们商业化。”
耐人寻味的是,自助旅游者与旅行团游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温泉村,李跃波遇到了来自浙江嘉兴学院的陆加敏。陆加敏是一名图书馆馆员,在上海认识了10多年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的民间人士管祥麟后,于2005年只身一人来到管祥麟文章中提到的温泉村宫布拉错家,住了一周,从此与这家人结下深厚的友情。第二年,她利用假期又到宫布拉错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爬山、泡温泉,帮宫布拉错做家务。
“房东阿妈很好客,总是弄很多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给我吃。”当记者拨通陆加敏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摩梭人淳朴好客,不计较钱财,家庭情感血浓于水。他们家的女儿从不轻易走婚,小女儿还曾经因为一个男人老缠着她要走婚而把他告到法庭,打了一场官司。”
也是在温泉村,陆加敏遇到了一个法国女人,她也像陆加敏一样每天爬山、泡温泉,在村里转悠。村里人曾不解地问陆加敏:“这个法国女人为什么总在草地上睡觉?”
李跃波说,宁蒗县永宁乡温泉村尽管距离泸沽湖只有30多公里,但很少有旅游者来这里,像陆加敏和法国女人这样的旅人并不多。
教育落后导致文化误读
如果上网搜索,许多有关泸沽湖的帖子都有“体验摩梭走婚风俗”的字眼。原宁蒗县副县长、摩梭人阿柱民给汝独支说:“由于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摩梭人常常被众多的媒体、游客甚至专家学者误解。许多人不顾摩梭人的民族情感,认为摩梭人群婚、乱伦、滥交。在这样的渲染下,美丽的泸沽湖成了一些人梦想寻欢的去处,摩梭文化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
在对摩梭文化的误读中,有关“杨二车娜姆”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
杨二车娜姆以一个摩梭人的自传方式,于1997年出版了《走出女儿国》。但是,书中大量的对情爱和性的描写,让许多摩梭人认为这本书扭曲了摩梭文化。这种个人的生活方式,被误认为是对摩梭女人的代言。
“娜姆离家出外时才13岁,她出版《走出女儿国》时,已有14年都市生活的经历,因此她对传统摩梭的认识和理解是局限和片面的。”周华山说,“娜姆把独特个人经历误作为摩梭文化特质,正反映了她对摩梭文化的误解。事实上,不少摩梭年轻人像她一样对自身传统是一知半解的。”
研究者们认为,对摩梭文化的曲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摩梭教育的落后。
“《走出女儿国》由娜姆口述、汉族作家李威海笔录,另一本《走回女儿国》尽管写着杨二车娜姆著,但实际上是由拉木·噶吐萨执笔整理。”周华山说,“娜姆对汉文掌握有限,需要别人代笔,这不是个别问题。摩梭人鲜有学者和研究者,长久由外族学者和作家代言,其主体发声的空间非常有限,令主流文化对摩梭文化更加误解。”
“杨二车娜姆被认为是摩梭人中走得最远的一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昆明工作的摩梭人只有10多个。教育和经济的滞后,使摩梭人才屈指可数。我自己常有单打独斗的感觉。”拉木·噶吐萨说,“世界上有近20个国家的学者在研究摩梭人,但大多是学术圈内的东西,而被研究者——摩梭人的声音却很少在专著中出现。摩梭人没有话语权,只能任由别人去说。”
云南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居住着1000多户摩梭人,他们存有母系、母系父系和父系3种不同的家庭组织。其中,保存完好的“男不娶,女不嫁”的古老母系制和独特的“走访婚”,深受世界各国学者关注。这 里因此被誉为“女儿国”——一个女性的王国,与摩梭人相伴的泸沽湖在人们眼里成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
近年来,在泸沽湖旅游热中,研究者们发现,由于影视、文学等作品以及一些导游的夸张和不实介绍,使不少游客带着猎奇的心理前往泸沽湖旅游,甚至有些游客到泸沽湖旅游是为走婚而来。这一现象让一些学者和摩梭人深感不安。为此,今年两会期间,来自丽江的人大代表杨雪梅呼吁:“加大对泸沽湖摩梭民俗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尽快对《泸沽湖摩梭民俗文化保护条例》予以批复;将‘泸沽湖摩梭母系文化景观’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邀请新闻媒体、学术团体深入摩梭社区了解研究摩梭文化,纠正对摩梭文化的误读。”
人们神往传闻,不理解活生生的摩梭人
带着无限的憧憬,许多参加旅行团的游客长途跋涉来到向往已久的泸沽湖。然而,不少人却抱憾而去,抱怨现代气息侵入了泸沽湖这片净土,甚至有人表示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由于对摩梭文化的误解,人们已经相信传闻中或想象中的摩梭人,而对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摩梭人不理解。”摩梭学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拉木·噶吐萨说:“在众多的误读中,有一种浪漫的误读过分美化和神化了摩梭文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神奇美丽。好像摩梭人都不食人间烟火,只会喝酒唱歌跳舞,躺在云彩上谈恋爱,和游客任意走婚。”
“游客的失望和他们的旅游方式有很大关系。”云南民族出版社图片编辑、摄影家李跃波常年深入摩梭村寨,拍摄了大量珍贵而有价值的摩梭文化照片。他说:“这些旅游者其实很可怜。他们一早坐车从丽江出发,到达泸沽湖已经是下午4时。然后乘船游湖、下船后骑马,接着吃晚餐,饭后参加篝火晚会,第二天一早便返回丽江。这么辛苦的旅程,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了解真正的摩梭文化?”
曾在摩梭村寨生活了一年多的香港学者周华山博士认为,游客对泸沽湖旅游失望的原因,一是旅游项目单调没有内涵,骑马、划船成了标准化项目;二是对摩梭文化缺乏了解,许多游客离开泸沽湖仍对摩梭母系和走婚制一知半解;三是认为泸沽湖边的落水村变得商业化。
对于“商业化”,周华山认为,“在旅游地,服务明码实价是合理的做法”,“落水人每天接待无数游人,不可能每次都热情好客不收分文”。而当地摩梭人认为:“游客到香港旅游花上万元都不心疼,甚至还自豪地炫耀。可在我们这里住宿一晚才15元,一顿套餐10元,还批评我们商业化。”
耐人寻味的是,自助旅游者与旅行团游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温泉村,李跃波遇到了来自浙江嘉兴学院的陆加敏。陆加敏是一名图书馆馆员,在上海认识了10多年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的民间人士管祥麟后,于2005年只身一人来到管祥麟文章中提到的温泉村宫布拉错家,住了一周,从此与这家人结下深厚的友情。第二年,她利用假期又到宫布拉错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爬山、泡温泉,帮宫布拉错做家务。
“房东阿妈很好客,总是弄很多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给我吃。”当记者拨通陆加敏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摩梭人淳朴好客,不计较钱财,家庭情感血浓于水。他们家的女儿从不轻易走婚,小女儿还曾经因为一个男人老缠着她要走婚而把他告到法庭,打了一场官司。”
也是在温泉村,陆加敏遇到了一个法国女人,她也像陆加敏一样每天爬山、泡温泉,在村里转悠。村里人曾不解地问陆加敏:“这个法国女人为什么总在草地上睡觉?”
李跃波说,宁蒗县永宁乡温泉村尽管距离泸沽湖只有30多公里,但很少有旅游者来这里,像陆加敏和法国女人这样的旅人并不多。
教育落后导致文化误读
如果上网搜索,许多有关泸沽湖的帖子都有“体验摩梭走婚风俗”的字眼。原宁蒗县副县长、摩梭人阿柱民给汝独支说:“由于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摩梭人常常被众多的媒体、游客甚至专家学者误解。许多人不顾摩梭人的民族情感,认为摩梭人群婚、乱伦、滥交。在这样的渲染下,美丽的泸沽湖成了一些人梦想寻欢的去处,摩梭文化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
在对摩梭文化的误读中,有关“杨二车娜姆”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
杨二车娜姆以一个摩梭人的自传方式,于1997年出版了《走出女儿国》。但是,书中大量的对情爱和性的描写,让许多摩梭人认为这本书扭曲了摩梭文化。这种个人的生活方式,被误认为是对摩梭女人的代言。
“娜姆离家出外时才13岁,她出版《走出女儿国》时,已有14年都市生活的经历,因此她对传统摩梭的认识和理解是局限和片面的。”周华山说,“娜姆把独特个人经历误作为摩梭文化特质,正反映了她对摩梭文化的误解。事实上,不少摩梭年轻人像她一样对自身传统是一知半解的。”
研究者们认为,对摩梭文化的曲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摩梭教育的落后。
“《走出女儿国》由娜姆口述、汉族作家李威海笔录,另一本《走回女儿国》尽管写着杨二车娜姆著,但实际上是由拉木·噶吐萨执笔整理。”周华山说,“娜姆对汉文掌握有限,需要别人代笔,这不是个别问题。摩梭人鲜有学者和研究者,长久由外族学者和作家代言,其主体发声的空间非常有限,令主流文化对摩梭文化更加误解。”
“杨二车娜姆被认为是摩梭人中走得最远的一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昆明工作的摩梭人只有10多个。教育和经济的滞后,使摩梭人才屈指可数。我自己常有单打独斗的感觉。”拉木·噶吐萨说,“世界上有近20个国家的学者在研究摩梭人,但大多是学术圈内的东西,而被研究者——摩梭人的声音却很少在专著中出现。摩梭人没有话语权,只能任由别人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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