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伊朗南部的波斯帝国古都遗址波斯波利斯，当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烧成了废墟。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遗迹残存的石壁上全无表现暴力的画面。石雕图案中有士兵，但并非在作战；也有武器，但并非剑拔弩张。你在这里看到的大多数图案都在暗示着富于人道精神的事件：不同国家的人和睦地聚集于此，带着礼物，亲切地把手搭在彼此肩上。在一个以野蛮闻名的时代，波斯波利斯却似乎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大同精神的地方。对今天的很多伊朗人而言，这处宏伟非凡的遗迹在提醒他们：当年的波斯先祖是怎样的为人，留下过怎样的事迹。
伊朗见于记载的历史跨越约2500年，截至1979年建立、存续至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国时，由一批保守派宗教人士参与发起的伊斯兰革命将西方支持的前伊朗国王驱逐出境。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的政教合一政体，同时也是一次伟大的实验：在这个国民被如此丰富的波斯传统深深浸淫的国家，当权的宗教人士强力推行所谓真主的律法，能否进行有效的统治？
波斯是一个武力征伐的帝国，但在某些方面，它也被视为古代较为辉煌和仁爱的文明之一。我想知道，今天的伊朗人对废墟中残存的石刻画面表现的那段历史还有多强的认同感？于是我开始探索“波斯”这个词对伊朗人的意义。而去年我两次造访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正遭到国际社会的排斥，他们的文化在西方电影中被妖魔化，他们的领导人在与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口水战中被塑造为一意孤行制造核弹的邪恶的潜在恐怖主义者。
伊朗人的民族身份并没有一个清晰划分的界线，宽泛说来，它包含了波斯、伊斯兰和西方的元素，所有的矛盾共存于其中。然而却有一种“波斯身份”既与伊斯兰教毫无瓜葛，却又与伊斯兰文化相互融合，正如从波斯波利斯周边安置的高音喇叭中传出的宣礼词，它提醒着外来者，他们所在之处不单是一片古老的波斯王土，也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我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那些至少仍在部分方面认同自己的波斯文化之根的伊朗人。或许，在这个成为今日世界的冲突焦点的国度，肌体里依然涌动着千百年来传承的古典血脉。波斯人热爱生活，热衷于美酒、爱情、诗文、歌唱的遗风，是否也感染了伊斯兰文化——恰如某个秘密的电脑程序在后台悄无声息地运行？
波斯式生存
伊朗首都德黑兰是厄尔布尔士山脚下一个景致非凡、空气污染严重的大都市。很多房屋是用小块的米黄色砖石搭建而成，有金属围栏，看上去一个个小建筑群鳞次栉比，半途而废的工地和公园点缀其间。传承于波斯文化的美丽花园仍时时可见，而砖墙内的私人花园里，果树、喷泉、鱼塘和鸟舍生机盎然。
我在德黑兰逗留期间，恰逢两名出生在伊朗的美籍学者回来探访，由于被指控煽动反政府的非暴力革命，已锒铛入狱。他们虽然最终获释，但我回到美国后还是会有人问：你呆在伊朗就不害怕吗？他们以为我也一定有沦为阶下囚的危险。
然而我在伊朗是客人，而伊朗人待客极尽热情，他们给客人吃最甜美的水果，坐最舒服的席位。这全都源于一套名为“塔洛夫”的复杂礼仪体系，它潜在地主宰着伊朗人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家庭琐事、政治谈判，凡事都要遵循“塔洛夫”，它是教人们如何去相互对待的不成文律法。这个词有一个阿拉伯语的词源——“阿拉法”，意为了解和获知。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语言人类学家威廉·O·比曼说，“塔洛夫”屈尊俯就的精神是源自波斯。比曼说这是用一种极其优雅的方式“力争下游”，使得人们可以在伊朗这样一个等级制社会里“有悖常理地平等相待”。
在伊朗，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热情款待，他们无微不至地满足我的一切需要。
但伊朗人会过于执著地取悦对方（或者表面如此），同时又执意谢绝别人的好意（或者表面如此），以至于掩盖了真实意图。交谈者在盛情恳求与婉言相拒间推来让去，费力猜测着对方的所思所想，说出一大堆漫不经心也无足轻重的客套话，直到实情自己显露出来。
彬彬有礼、外表诚恳、内心深藏不露，这种伪装的艺术被伊朗人视为“塔洛夫”的最高境界和巨大的社交财富。一位现居法国的前伊朗政治犯这样描述：“人们永远不会要表露意图或真实身份，时刻确保自己不至于陷入危险境地——因为在我们从头到尾的历史中已经遭遇了太多的危险。”
地理即命运
诚然，漫长的伊朗历史充斥着战争、入侵和殉难者，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中的排雷少年，他们带着塑料做的天堂之门的钥匙，勇敢地走入雷区，用身体扫除地雷。伊朗的地理位置是所有这些悲喜大戏的根源。如果你用直线连接地中海与北京，或北京与开罗，或巴黎与德里，这些线都要穿过伊朗，它所处的位置就是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交会之地。在2600年的漫长岁月里，东西半球的交融——贸易，文化，冲突——始终在这里不断地发生着，而伊朗正处在这一切的中心。
与此同时，该国的财富和战略位置也引得侵略者纷至沓来，波斯帝国建了又亡，亡了再建，反复多次，历经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国和萨珊王朝直至最终湮灭。侵略者中有土耳其人，成吉思汗和蒙古大军，最重要的是阿拉伯部族，他们在新兴伊斯兰教的狂热鼓动下，于7世纪永久地征服了古老的波斯帝国，并步入了带有鲜明波斯色彩的辉煌穆斯林时代。阿拉伯世界的扩张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民族中最富戏剧性的运动之一。恰好处在阿拉伯扩张路线上的波斯在劫难逃，自那时起，伊朗人一直在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有别于穆斯林及阿拉伯世界其他部分的独特民族身份。一位杰出的伊朗考古学家优素福· 马吉扎德说：“伊朗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因此要改变人们的心灵和民族身份可没那么容易。”
例如他们喜欢跟人说，当伊朗遭受侵略时，伊朗人不会被侵略者同化，侵略者反而被伊朗人同化，征服者倒“变得波斯了”，就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在击败并摧毁波斯帝国后，却采纳了它的文化和吏治，娶了一位波斯妻子（罗克萨娜），还命令帐下数千将士效仿，举行了盛大的集体婚礼让他们与当地女子成婚。伊朗人似乎很为自己与外人相处的能力自豪：他们能吸收侵略者的文化中与己相容的部分，却不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这种文化弹性正是波斯民族身份的核心。
欢迎来阿拉塔
人类在伊朗定居的最早记录至少可追溯至1万年前，它的国名则源自雅利安人，他们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开始迁移至此。这里有数以万计的考古遗址有待发掘，埋藏着重重叠叠的古文明沉积层。2000年，有一批激动人心的发现在吉罗夫特城附近出土。当时，位于东南方向的哈里勒河沿岸山洪暴发，激流令数千座古墓重见天日。目前该项发掘工作只进行了六季，出土的东西还不多，但已经找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器物，包括一只年代距今5000年之久的青铜羊首，并有人认为吉罗夫特可能是与美索不达米亚同时期的一个古文明中心。
考古学家优素福作为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史学权威主持了发掘工作。他曾经是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在伊斯兰革命后丢了工作，移居法国。他说，岁月荏苒，“世事已经变了”。人们恢复了对考古学的兴趣，他也受邀回国主持吉罗夫特城的发掘。优素福认为，吉罗夫特可能就是传说中“失落的”阿拉塔文明，它存在于公元前27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因出产华美器物并将之传入美索不达米亚而闻名于世。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而其他学者仍持怀疑态度。需要找到什么样的证据才能使这个问题盖棺定论呢？优素福满怀期待地笑了笑说：“须得一座像石雕拱门那样的东西吧，门上写着‘欢迎来到阿拉塔’。”
伊朗还有数以千计的遗址未经考察，而进一步开展发掘工作的前景却颇为渺茫。在伊朗，肉价颇高，就业机会匮乏，官僚机构庞杂，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而且国家机关的腐败——按照三个人先后给我的说法——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史无前例地严重”，并“体制化”的。优素福说：“这个国家的需求很多，显然考古不是什么紧要问题。”但自从吉罗夫特遗址出土以来，“所有省份都对发掘产生了兴趣，每个小镇都希望像吉罗夫特那样闻名世界。他们都很骄傲，彼此还会竞争”。
优素福惬意地靠在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中一张人造革沙发椅上，一边大嚼着小绿葡萄，一边沉思伊朗国民性的成因。他觉得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地理位置——当伊朗人一次又一次被征服时，“他们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去沙漠吗？他们无处可躲，无处可逃。”于是他们留了下来，与敌人和平共处，学会了伪装，创造了“塔洛夫”。“他们的文化深深植根于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