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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从“官办”到“民间”] 六·为尊严而战

[日期:2007-06-01] 来源:《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  作者: [字体: ]
  别无选择。只有“雄起”自己漂了。管他“民间”还是“官办”,事情只有做完再说。一定要进行下去。不然我们无法面对自己的尊严和人格,无法面对许多东西。

  组委会的人走后,决定“为尊严而战”,一定要将“雅漂”进行到底的杨勇、冯春、罗浩、万麟、黎文、林金银、饶定齐、聂丹陵、李宏、张涛、包安康、张超、张健旺、杨浪涛、张天舒、廖中行、林波、胡一丹、罗凯、税晓洁、曹德等,在老 包临时起草的《联合声明》上一一签字。

  《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鉴于“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探险漂流组委会”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及组委会内部出现严重问题,已无能力继续组织“雅漂”活动,经“雅漂队”全体队员会议研究,做出以下决定——

  一、全体队员集体脱离组委会;

  二、以队员集资的方式,筹集资金,确保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坚决完成科考漂流任务,以答谢全国人民、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拉萨市人民政府及新闻媒体和企业界对“雅漂”活动的关注;

  三、请求政府调查“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探险漂流组委会”的运作情况,查明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深层原因;

  四、全体队员保留对“组委会”造成队员个人和单位损失的法律诉讼权利;

  五、对于“组委会”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纠纷,全体队员不负任何责任。

  ……

  大家在声明上签了字以后,接着再签我起草的那份只有几句话的《志愿书》(生死文书)——

  “本人自愿参加’98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活动期间发生的一切伤、残、亡及其他意外后果,除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外,其他均由本人负责,与任何个人及组织无关。

  特此声明。本声明本人签字生效。”

  印象里,也就几分钟,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签完了字,似乎才真正松了一口气。事情总算定下来了。这次,真的要出发了,真的要去漂了。这次,可是真的要去漂流雅鲁藏布江啊!我们自己作主。

  8月26日晚上8点,杨勇、李宏、罗浩和记者黎文去喜马拉雅饭店给“组委会”方面送队员的《联合声明》。我因为去会朋友,错过了那个精彩场面,回来听黎文的录音,颇为热闹。“组委会”方面有点气急败坏地声称,杨勇已被开除出“组委会”……罗浩一听录音又愤怒了:“你听听!你听听!这时候了,还在拿‘组委会’骗人!……”

  8月27日,“雅漂队”到达拉萨后最紧张的一天,最后的大采购,补充物资。

  8月28日,我们决定出发的日子。我在当时的新闻稿中忧心忡忡地写道,“雅漂队”在此种情况下开赴江源,极引人注目,也令人担忧。

  我的朋友,《黄金时代》记者黎文写得有点高调和动情——

  “雅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悲剧的上演,可贵的是,悲剧往往诞生英雄。在一片铜臭弥漫中,在欺骗与讹诈中,这批坚持下来的队员无愧于“精神英雄”。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极为平凡的人,但在关键时刻,他们却表现出一个大写的人应有的品质——对理想的执着、对人格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这虽有些古典,在这个时代却依然可以令人热血沸腾。

  队伍出发以后,我们几个记者发稿都不太顺利。主要原因在于8月28日我们出发那天,以“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探险漂流组委会”和“重庆雪鹰文化促进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发往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媒体的一份传真。

  应该说,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的“组委会”这份传真很有杀伤力,本人当时的很多稿件因之在多家媒体胎死腹中。

  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所尊敬的一直认为还像个媒体样子的一家中央大报,甚至为我的一篇“雅漂”稿件层层开会到了最高层,最后还是“慎重掉了”。那位一直向我约稿的朋友在电话里给我讲完这些,叹了口气,安慰我“留着吧,总会有用的。不管怎样,你还是要仔细采访,总会有用的。”

  事实上,整个“雅漂”过程中,除了成都的两家媒体偶尔发出的一些前后矛盾的报道,和我们几个“民间雅漂队”随队记者在一些地方报纸发出的零星报道外,这支队伍就像风一样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即使在我们漂完雅鲁藏布江以后,媒体的报道也很罕见。种种“内幕”可谓一直鲜为人知。

  在此,我已经懒得再反驳那份给新闻单位的传真了,明眼人看到这里,应该一清二楚了。

  9月7日,就在我们“雅漂队”到达雅鲁藏布江源头,海拔5590米的杰马央宗冰川的那天下午4点53分,源头所在的仲巴县委办公室接到了一个四川口音的电话,要求仲巴县委将这支队伍打发走,不要接待,出了问题不负责。这人留了西藏体委初成处长的电话。我们开漂以后,谣言四起,最离谱的谣言竟说重庆籍队员聂丹陵已经遇难。

  1998年12月9日,民间漂流队回到拉萨,在布达拉广场打出一条“雅漂胜利了”的简易横幅,宣告“雅漂”完成。此时已经是弹尽粮绝,大部分人困守拉萨,等家人寄路费回家,但心情都很不错。

  12月11日下午,杨勇、冯春、黎文和我,来到了西藏自治区体委。在一间会议室找到了初成处长。处长说:“你们写个报告吧,我刚出差回来,情况不清楚。明年‘雅漂’就是要搞,也和原来‘重庆组委会’那帮人没关系。”这时的初成处长脸上挂着难得的笑容。

  我写这段文字的时间是公元2000年年底,事实证明,没有什么“’99雅漂”。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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