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最辛苦和最惬意的] 五·萨嘎的“遗言”

　　管后勤工作的“公公”进县城去买蔬菜，萨嘎县城有三家蔬菜店，却没什么蔬菜可买。冬瓜卖八元一斤，一个就得上百元，都不敢下手。

　　在萨嘎打电话时，当地边防团的一个副团长和我们聊得很熟了，他私人掏钱赞助了我们两盒压缩饼干。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情况，当地老百姓传说在离萨嘎100多公里的一个峡谷里，雅鲁藏布江被一个巨大的山洞给吞噬了，江水流入了地下，不知道又从什么地方冒 了出来。“幺哥”拿着地图和那个副团长分析了半天，估计那个峡谷在达孜附近。其他具体情况那个副团长也不太清楚。我们分析，那个所谓“大洞”和“流入地下”，可能是一个很深的峡谷里的大跌水。因为当地人可能无法靠近，从远处的山顶看去，江水流入跌水后自然就看不见了，就传说成了“流入大洞”。

　　从萨嘎到拉孜有两300公里，我们手头的资料说法不一。关于其中的抗耐峡谷，一份资料比降是9‰，另一个说是1.9‰，差得太离谱了。两份资料都确认有这个“长约16公里”的抗耐峡谷，但是对水情的描述却大相径庭。一份资料显示峡谷从入口到出口的江面落差只有30米，而另一份却说“落差达150米，河面多险滩急流、峡谷两侧山脉海拔达6000米左右，山地陡峭……”如果后者所述属实，那么这个峡谷将与长江上最凶险的“虎跳峡”不相上下（虎跳峡全长16公里，落差206米）。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更何况这还是二十几年前中科院的科考资料，谁知道这个峡谷现在变成了什么样。杨勇与冯春研究了半天资料后也下不了定论，只好自己嘀咕：“但愿是印刷时校对错了……”

　　晚上，璀璨星光下，全队开会，众人聚集在帐篷里听杨勇介绍情况，神色凝重。大家都知道，下一段自己将面对探险的古老命题：生与死的考验。我想，这与士兵上战场前的气氛应该很相似。

　　虽然大家都愿意相信真的是“资料印错了”，但还是做足了思想准备。在成都警校任教官的李宏李二哥，谈到面对峡谷的危险时索性说：“要真出事了就当我水葬算了，无怨无悔！”众人纷纷表示要在这一段上船，参加这个神秘峡谷的漂流。

　　杨勇沉默许久，他虽然不大相信在雅江上游会有如此险恶的峡谷，但前程未卜，对队员的挑选也是大费思量。最终，出于安全的考虑，杨勇决定精简队伍，漂抗耐峡谷只下两艘漂艇共12名队员，而且随队记者全部上岸做接应。杨勇宣布漂流队员名单后，有几个落选的哥们儿仍对他“死缠烂打”，希望能参加。

　　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曹公公”其实体力较弱，本来应该是做接应队员的。但他是队里唯一的队医，所以也就成为这一段峡谷漂流的成员。“怕，怎么能不怕呢？但我是医生，队伍需要我，你只能去战胜恐惧。”曹德的回答让我明白了勇气的来源。恐惧感是可以战胜的，勇气来自于我们每位队员的坚强而形成的集体。

　　一宣布名单，曹德忙着去给漂流队员们再次恶补急救知识了，还做起了人工呼吸的示范。“幺哥”冯春则忙着整理物资，曾参加过多次探险的他对我说：“在高原，江水的温度太低了。一旦翻船，人掉到水里很快会冻僵。而且在峡谷里面江水流速很快，可以说除了自救，获救的机会很小，我们只能尽力避免翻船。冲击峡谷，我想是三分技术、七分运气吧！”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心里也没底儿。

　　前途生死莫测，为减少风险，“幺哥”还找了两根碗口粗的长木棒，说是冲险滩时用得上。下水的弟兄号称“十二人敢死队”——

　　1号船：冯春、杨浪涛、万麟、张涛、曹德、包安康；

　　2号船：杨勇、罗浩、林波、李宏、廖中行、聂丹陵；

　　我和黎文、罗凯三个记者都被赶下船，只留老包文字记录，林波做电视记录。气氛不由得凝重起来，我和黎文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要采访一下，虽然有点残忍。

　　谁知道这是不是生死诀别？

　　问了几句我问不下去，想了个懒办法，让每个人给我随便写几句话，写为什么参加“雅漂”的想法和自己的简历。这是一个偷懒、残忍却不得不进行的采访。我知道这时我无法一个个去问，队员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使我这时问什么都显得多余，职业却使我却不得不进行这残忍的采访。

　　这是我们将要冲击的第一个生死攸关的险滩，生与死这时都显得无比真实。谁都明白，这段险滩无法接应，滩情不明，一开漂，一切都在瞬间。

　　萨嘎，翻译成汉语就是“可爱的地方”之意。也不知道藏胞是怎么为这个地方命名的，反正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四周都是荒山的地方一点都不可爱。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宿营地就选在雅江岸边的那个水葬台边，让人觉得有点阴森吧。水葬是西藏除塔葬、天葬、火葬、树葬、土葬等等复杂之极的丧葬方式之外比较常见的一种葬礼，据说只有死于非命的人才会实行水葬。在那个水葬台边，有一个用白色经幡搭成的门，下面是堆成几层的玛尼堆（刻有经文的石头）。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上面还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刀子。这道经幡之门，无疑就是死者的“天堂之门”。

　　似乎有一丝丝不祥的预兆笼罩着我们。

　　萨嘎那个难眠之夜，大家虽然一切照旧，嘻嘻哈哈，但气氛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