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孜等待的前几天,我们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负担。我和黎文按部就班地采访地方政府,基本上闲极无聊,天天都跑在拉孜街头溜达。有一天,在拉孜街头遇到了一个日本女游客“海”,我和黎文都不禁为之一震。在西藏各地游荡的旅行者,各色各样,感觉上“老外”甚至比中国人还要多,本不奇怪。但这个日本妇女却令我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令我们动容,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震惊。
“海”来自东 京,是独自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来西藏的。那天,我们碰见她时,她正背着一个与她瘦小身材很不成比例的巨大背包,两手一边拖着一个孩子在公路边拦车。我们开始以为是广东人或者香港人,黎文先用鸟语打招呼,不懂。再用半生不熟的英语问她去哪儿,才知道原来是“鬼子”。“海”说要去神山圣湖。她的两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才3岁,竟然就被这位勇敢的妈妈带出来满世界乱逛荡。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对孩子和她的安全表示担忧。她没有说什么,只冲我们笑了笑。提起她的孩子,“海”显得很骄傲,她指着小女孩儿说:“她一岁生日时,我们全家是在秘鲁的安第斯山度过的。这次,她爸爸忙于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带着他们来了。”听她这样说,真是令我们咋舌。
“你不担心他们生病、出事吗?”看着这一家三口子,我指着“海”的孩子们追问。
“海”笑了笑,然后坚定地说:“他们很喜欢,我很骄傲孩子们能吃苦。”
真是难以想象!一个孤身外国女子,言语不通,人生地疏,带着两个路都走得不大稳的孩子,竟然万里迢迢来到令人生畏的青藏高原?竟然还要去我们一些“探险家”都视为畏途的阿里,竟然还要去玛旁雍错和冈仁波齐,只为了让孩子看看大自然、体验一下俭朴艰辛的生活。这样的人群怎么得了?这种对下一代的培养方式,使我蓦然想起了多年前那次“中日少年夏令营的较量”。一想就脊梁发冷!我们有“海”那种勇气吗?这让我们觉得,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雅漂”队员的探险精神在我们这个社会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我为我们的“雅漂”自豪。
“海”背着大包与两个孩子爬上了我们帮她拦住的一辆大卡车。司机对于这一家三口也显得很惊讶,当得知他们还要去遥远的神山圣湖时,那副样子看上去差点儿没把眼睛给瞪出来。
“海”给男孩子取的名字,中文意思是“浪”,女孩子叫“银河”。还有,她的丈夫叫“山”,都很清新的感觉。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在离拉孜100多公里的地方,可我们根本无心去看,坚守营地要紧。只有罗凯一人去了珠峰观光。“科学家”老饶抽空去了一趟樟木,去抓他的两栖爬行类。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雅鲁藏布江在我们身边静静流淌,总是没有带来“十二人敢死队”的消息,我们心里越来越急。
真是度日如年啊。
每天都翘首期盼杨勇他们安全归来,但每天都是满怀期望后的深深失望。一天,两天,时间在我们的焦虑中过去,国庆节在我们的守望中悄悄到来了,我们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从萨嘎至拉孜才280多公里的距离,原来预计的到达时间早过去了,他们怎么说都早该到了,可一天天总是没有他们的影子。
雅鲁藏布江仍是日夜奔腾不息,千万年亘古不变的样子,每天黄昏都发出阴森森冷冰冰的光。
我们不愿去猜测那个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只好心存侥幸,因为每天在江边守候的队员,并没有发现任何与漂流队有关的物品漂下来。
好几个黄昏,我们都决定明天他们再不漂下来,就徒步上去找。到了第二天,总还是老林稳重,决定再等一天。原因很简单——从接应营地一眼望去,根本不可能沿江行走。如果不是巧合,往上寻找的我们反而很可能会和漂下来的人失散,那样,会更麻烦。
10月2日,已经是与队友们失去联系的第12天了。我们等得几近绝望。不能再这样束手无策了,大家一致决定次日向拉孜县政府求援,分头行动,寻找那12名生死未卜的兄弟。
天色已暮,雅鲁藏布江边的大山已铺满了新雪,天气明显冷了起来。我们在江边的接应营地开始紧张地准备物资,准备好三天的干粮,我和老林到县城给汽车加满了油,准备天亮即奔向抗耐峡谷寻找。大家的心情都很压抑,谁也不愿接受那不幸的预测。
大抵天下事情都一样,最绝望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最具转机的一刻。晚上8:10左右,正当我们在帐篷内研究行进路线时,司机张超突然像发现外星人一般狂叫:“来了!他们来了!”果然,当我们所有接应队员风一般冲到江边时,已经能看到黄昏的江面上有一个小黑点。
我们雀跃不已,欣喜若狂。
最令我们欣慰的是,12个兄弟一个也没少。当他们靠岸时,我们跑过去逐一拥抱,我发现自己早已是热泪盈眶。
他们一个个都又黑又瘦,身上全都湿透了,浑身瑟瑟发抖,连嗓子都变了音。个子最高的罗浩连说:“冷、冷……”钻进帐篷捂着睡袋老半天也缓不过劲来,连我递给他的香烟都拿不住,根本没法给他点火。
我们七嘴八舌地向他们打听这12天来的历险,还有那神秘的峡谷,觉得人世间最大的快乐也莫过于此刻。
“海”来自东 京,是独自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来西藏的。那天,我们碰见她时,她正背着一个与她瘦小身材很不成比例的巨大背包,两手一边拖着一个孩子在公路边拦车。我们开始以为是广东人或者香港人,黎文先用鸟语打招呼,不懂。再用半生不熟的英语问她去哪儿,才知道原来是“鬼子”。“海”说要去神山圣湖。她的两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才3岁,竟然就被这位勇敢的妈妈带出来满世界乱逛荡。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对孩子和她的安全表示担忧。她没有说什么,只冲我们笑了笑。提起她的孩子,“海”显得很骄傲,她指着小女孩儿说:“她一岁生日时,我们全家是在秘鲁的安第斯山度过的。这次,她爸爸忙于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带着他们来了。”听她这样说,真是令我们咋舌。
“你不担心他们生病、出事吗?”看着这一家三口子,我指着“海”的孩子们追问。
“海”笑了笑,然后坚定地说:“他们很喜欢,我很骄傲孩子们能吃苦。”
真是难以想象!一个孤身外国女子,言语不通,人生地疏,带着两个路都走得不大稳的孩子,竟然万里迢迢来到令人生畏的青藏高原?竟然还要去我们一些“探险家”都视为畏途的阿里,竟然还要去玛旁雍错和冈仁波齐,只为了让孩子看看大自然、体验一下俭朴艰辛的生活。这样的人群怎么得了?这种对下一代的培养方式,使我蓦然想起了多年前那次“中日少年夏令营的较量”。一想就脊梁发冷!我们有“海”那种勇气吗?这让我们觉得,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雅漂”队员的探险精神在我们这个社会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我为我们的“雅漂”自豪。
“海”背着大包与两个孩子爬上了我们帮她拦住的一辆大卡车。司机对于这一家三口也显得很惊讶,当得知他们还要去遥远的神山圣湖时,那副样子看上去差点儿没把眼睛给瞪出来。
“海”给男孩子取的名字,中文意思是“浪”,女孩子叫“银河”。还有,她的丈夫叫“山”,都很清新的感觉。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在离拉孜100多公里的地方,可我们根本无心去看,坚守营地要紧。只有罗凯一人去了珠峰观光。“科学家”老饶抽空去了一趟樟木,去抓他的两栖爬行类。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雅鲁藏布江在我们身边静静流淌,总是没有带来“十二人敢死队”的消息,我们心里越来越急。
真是度日如年啊。
每天都翘首期盼杨勇他们安全归来,但每天都是满怀期望后的深深失望。一天,两天,时间在我们的焦虑中过去,国庆节在我们的守望中悄悄到来了,我们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从萨嘎至拉孜才280多公里的距离,原来预计的到达时间早过去了,他们怎么说都早该到了,可一天天总是没有他们的影子。
雅鲁藏布江仍是日夜奔腾不息,千万年亘古不变的样子,每天黄昏都发出阴森森冷冰冰的光。
我们不愿去猜测那个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只好心存侥幸,因为每天在江边守候的队员,并没有发现任何与漂流队有关的物品漂下来。
好几个黄昏,我们都决定明天他们再不漂下来,就徒步上去找。到了第二天,总还是老林稳重,决定再等一天。原因很简单——从接应营地一眼望去,根本不可能沿江行走。如果不是巧合,往上寻找的我们反而很可能会和漂下来的人失散,那样,会更麻烦。
10月2日,已经是与队友们失去联系的第12天了。我们等得几近绝望。不能再这样束手无策了,大家一致决定次日向拉孜县政府求援,分头行动,寻找那12名生死未卜的兄弟。
天色已暮,雅鲁藏布江边的大山已铺满了新雪,天气明显冷了起来。我们在江边的接应营地开始紧张地准备物资,准备好三天的干粮,我和老林到县城给汽车加满了油,准备天亮即奔向抗耐峡谷寻找。大家的心情都很压抑,谁也不愿接受那不幸的预测。
大抵天下事情都一样,最绝望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最具转机的一刻。晚上8:10左右,正当我们在帐篷内研究行进路线时,司机张超突然像发现外星人一般狂叫:“来了!他们来了!”果然,当我们所有接应队员风一般冲到江边时,已经能看到黄昏的江面上有一个小黑点。
我们雀跃不已,欣喜若狂。
最令我们欣慰的是,12个兄弟一个也没少。当他们靠岸时,我们跑过去逐一拥抱,我发现自己早已是热泪盈眶。
他们一个个都又黑又瘦,身上全都湿透了,浑身瑟瑟发抖,连嗓子都变了音。个子最高的罗浩连说:“冷、冷……”钻进帐篷捂着睡袋老半天也缓不过劲来,连我递给他的香烟都拿不住,根本没法给他点火。
我们七嘴八舌地向他们打听这12天来的历险,还有那神秘的峡谷,觉得人世间最大的快乐也莫过于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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