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城一面”背后的全球化因素

　　“中国城市现状是否正在重蹈发达国家覆辙？”发出这一疑问的,是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教授。日前,他在威海“国际人居节”的演讲中批评了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种种弊端。他认为,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问题是跟风的“城市流行病”。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锦绣中华”、“仿古一条街”开始,经过90年代的“广场风”、“新天地”,一直到21世纪初的“大学城风”以及“ 会展中心热”。

　　无独有偶,前不久,在一次国际建筑设计学术研讨会上,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库哈斯这样调侃中国的同行：“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十分之一,在五分之一的时间内设计了五倍数量的建筑。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一个批评城市规划的“流行病”,一个讥讽建筑师的“效率”。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简单说来,正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大面积“克隆”,才凸显出建筑师的“效率”之高。因为它不要思想,只要会模仿就行。

　　反思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千城一面”现象,固然有城市决策者基于政绩需要,一味追求“城市规模经济”,忽视“城市生存空间品质”,打造张扬性的城市排场“规模”与“表象”；有城市开发商们基于利润而制造出一系列“豆腐渣工程”与“破坏性开发项目”；有建筑师们缺乏想象与创新等多种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背景,这就是工业化尤其是全球化对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经济的一体化,也使得城市发展理念、设计思想乃至建筑手段与材料都国际化了,从而造成“城市流行病”与“跟风热”的泛滥。

　　没有思想和个性的城市犹如没有灵魂的人。对于具有几千年城市史的中国来说,如果城市失却特色,将历史文化的底蕴破坏殆尽,“千城一面”,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么,不仅是中国建筑和中国城市的悲哀,也是对中国文明的糟蹋。所以,如何不被全球化“文化趋同”的大潮所淹没,保持和发展中国城市的特色；如何在全球共性与城市个性之间蹚出一条新路来,是对城市管理者和建筑师们的考验。 (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