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老京城规划第一人

　　改造老北京

　　朱启钤在任内务总长期间,对北京城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改造,为北京市政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914年,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埂工程呈》,获得批准。

　　1915年6月16日,由朱启钤主持的正阳门改造工程冒雨正式开工,朱启钤手持大总统颁发的特制银镐刨下了第一块城砖。银镐重约30两,红木手柄上刻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受 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使交通永便。”此镐至今仍在朱家收藏。正阳门改造工程,打通了北京城的中西轴线,为今天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朱启钤还主持打通了府佑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在开始改造正阳门的同时,亦开始修建中央公园(中山公园)。明初,永乐皇帝修建紫禁城时,仍然遵循“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矩。祖为祭奉列祖列宗的太庙,社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社稷坛。

　　1913年,隆裕皇太后去世,国民政府决定在太和殿公祭3天。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负责天安门内外照料指挥等事宜,当他又一次走进社稷坛时,发现这座园林完全荒废了,坛内草莽丛生,蛇鼠为患,便当即萌发了把这块“地望清华,景物巨丽”的宝地辟为北京第一座公园的想法。他把改建正阳门时拆除天安门对面千步廊的木料用于公园建设,并亲自规划指挥,不仅节约了开支,还使旧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对园中的千年古柏尤为爱护,逐一造册登记,并安排妥善管理,这些古柏至今仍郁郁葱葱,成为公园中著名景观。

　　在大规模改造北京城的同时,他还自筹经费,将周渔璜宅第改建为贵州会馆,使贵州人在北京有了议事和吃住的地方。

　　营建天安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就改造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征求朱启钤的意见,就此朱启钤慎重地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有：广场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特别予以保护,尤以天安门西侧的华表在庚子年间曾因战火受损,更要注意；广场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可能不要拆除等等。

　　即使在晚年,朱启钤对北京的城市建设仍十分关心,曾特地写过《王府井大街之今昔》,详细记述了王府井大街的历史沿革,对自己早年管理警巡厅时所进行的一些未能奏效的改造感到遗憾,甚至痛心检讨“不能辞其咎”,继而提出了具体的改造方案,这些方案基本上得到采纳。

　　难忘桑梓情

　　朱启钤少小离开开阳县,官至国务总理,但对桑梓地总是念念不忘,切念家乡之情笃深。1939年,闻知开阳编修县志,朱启钤极力支持,在京多方搜集资料,寄回开阳县志委员会。计有朱本人续修的《朱氏家乘》、《开州志补集》,以及亲笔所抄《乾隆开州志》等珍贵资料,为民国《开阳县志稿》的编修做出了贡献。

　　解放前夕他曾将贵州乡贤手迹和图像等重要文献寄给贵阳学者。解放后的1953年,朱启钤将珍藏数十年的本人辑录《黔南游宦诗文征》及有关贵州地方文献和手稿、图片等资料1308件交由北京图书馆保存,1960年又将存于北京图书馆有关贵州的文献拨赠贵州省博物馆和贵州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仅将珍本、善本、孤本制成缩微胶卷一百余种付与。贵州图书馆得到的图书,多为清嘉庆以后刻本,具有较高文献价值。亲手所抄《乾隆开州志》和收藏的《邓家队平黔战事记》、《滇黔士司婚礼记》,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这些珍贵史料朱启钤有“紫江朱氏存素堂所藏书印”印记,可见朱启钤对家乡故土的无限深情。

　　晚年的朱启钤更是常叨念要等火车通后重游故土。1964年,朱启钤生病住院治疗时,周恩来总理远在国外访问,对其健康十分关心,发回电报指示北京医院全力救治。但朱启钤终因年迈体弱,于1964年2月2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其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由梁思成设计,叶恭绰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