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莲川传奇

　　撰文/邵满 许秋汉

　　盛夏的金莲川草原上漫洒着灿烂阳光和闲散游走的阵阵清风,茵茵绿草沿着毡毯般的大地一直铺展到天边,长着七片金黄色花瓣、拇指甲盖大小的金莲花有如夏夜繁星在草原上闪烁。发源于燕山山脉的闪电河真的好像按照霹雳划经天幕的路径,蜿蜒穿行于碧绿草毡之上。当这条孕育了金莲川草原的神圣河水在内蒙古高原东南以顺时针方向划了方圆百公里的大半个圆圈,再穿过燕 山山口南下华北平原后,就成为灌溉万顷良田的滦河。

　　被闪电河圈起的这片草原,曾养育过无数生灵与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悍勇牧人。他们壮大之后,总是要与南方种田的汉人短兵相接、一争天下。待到蒙古人兴起的年代,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而且不仅仅是南方汉地的农夫,西方亚欧大陆另一端高鼻深目的王公贵族,也都臣服于蒙古的铁蹄之下。于是,水草丰美的金莲川成为了版图空前辽阔之大元帝国的龙兴之地。

　　“金莲川的花儿不会忘记你,

　　带伤的石人像不会忘记你,

　　倾圮的城墙不会忘记你,

　　残破的旌旗不会忘记你,

　　忽必烈汗,忽必烈汗,

　　你怀中祖宗的圣火如何燃烧……”

　　马头琴声悠扬响起,威武壮硕的蒙古大汉斯琴巴特尔用纯正的蒙古语为我们吟唱起《忽必烈汗》。这首蒙古韵味实足的歌曲听起来像是流传了数百年的史诗民谣,然而却是由他自己谱曲,歌词则来自他的哥哥,国际著名的蒙古族诗人斯琴朝克图。每当远方的客人到来,他都会唱起这首歌,向人们讲述忽必烈汗为金莲川和蒙古人留下的光辉岁月。

　　公元1251年,36岁的蒙古王弟忽必烈将金帐扎到了金莲川。这时候,由他祖父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汗国已经征服了中亚和东欧的大片领土,曾经盘踞中原欺压草原各部的女真人的金王朝也灰飞烟灭,只有丰饶富足却不善作战的南宋帝国还坚守着半壁江山。狡猾的南人(南宋境内的汉人)曾经与蒙古结盟灭金,之后却违背盟约,欲图乘机从蒙古人手里收复女真人侵占的失地,这当然招致了蒙古大军有如天遣般的攻伐。

　　这一年,源自成吉思汗的蒙古汗位经由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和贵由(窝阔台长子)刚刚传到忽必烈的长兄蒙哥手中。蒙哥汗命令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于是这位胸怀大志的蒙古王弟就将驻帐之地选在了大漠草原的东南边沿,紧邻中原沃野的金莲川。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忽必烈就与中原联系紧密。由于其家族得到了真定(原金国领土,今河北正定)的8万户,通过对封地的经营,忽必烈青年时代就对中原的汉文化有所了解。1242年,忽必烈将中原佛教领袖海云法师请到漠北“问佛法大义”,海云南还时就将弟子刘秉忠留在了刚刚成年的忽必烈身边。学识渊博、圆通儒释道三教精义的刘秉忠称得上是蒙元时代的诸葛亮,他不但开始不倦地为忽必烈讲述治国之道,还将一批中原的学者谋士推荐到忽必烈帐下。

　　到金莲川之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终于迎来了施展报复的时机。他建立了赫赫有名的“金莲川幕府”,“征天下名士而用之”,一个文武兼备的政治集团由此形成,并最终主宰了中国的命运。在幕府的倡导支持下,忽必烈大胆改变了蒙古传统的统治方式,采用汉地理念与传承,对饱受战乱之苦的河北、河南、关中等地进行综合治理,收效甚佳。相比于只知骑马打天下的其他蒙古诸王,和腐败积弱的南宋朝廷,当时很多中原汉地的知识分子都寄望一统于忽必烈,把他看成是未来的“中国之主”,甘愿为之效力。

　　1256年,忽必烈接受刘秉忠建议,命他在金莲川择地建筑新城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刘秉忠相中了桓州(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之东、滦河(闪电河)北岸的龙冈,仅仅三年,一座崭新的草原都市在这里拔地而起,名曰“开平”。不久后,它就成长为世界的心脏——“上都”。

　　站在龙冈的高地放眼瞭望,环抱四周的远方山峦在辽阔草原的映衬下平缓而模糊。而不远处横平竖直的土埂台丘却从地面隆起足有三五米甚至更高,凭添出平坦草原上的起伏波浪。尽管岁月风尘和青草野花将它们侵染得柔和浑圆,几乎与金莲川北部的自然地貌融为一体,但只要低头用目光穿过覆盖其上的长草,就会发现残砖断瓦俯拾皆是,瓦砾上不时有黄色与绿色的琉璃釉面闪露出昔日的华丽容颜。

　　“这些都是上都的城墙与宫殿。”年近古稀的东希格先生身体依然硬朗,对于脚下埋藏的上都城和它英雄的主人,老先生对我们言无不尽。东希格自幼生长于正蓝旗,曾任教于蒙古中学,研读过几乎所有的古代蒙语文献并持续关注着国内外蒙古学的最新进展,乃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渊博长者。作为察哈尔部(元代后期从皇家禁卫军演化而来的蒙古部族)的英雄后裔,老先生与他过去的学生斯琴巴特尔一样,常常因追古思今而感慨满怀。

　　当金莲川幕府正在刘秉忠主持之下蓬勃发展之际,忽必烈受命攻灭大理,招降吐蕃,占领了云南和西藏。就在开平府落成的那年夏天,忽必烈正在湖北攻打鄂州(今武昌),这时四川前线传来了长兄蒙哥汗在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战死的消息。于是忽必烈先将南宋的战事放在一旁,率军北返联络蒙古宗王,迎接这意外到来的汗位。他必须准备好对付汗位的竞争者——他的幼弟阿里布哥。1260年春天,忽必烈在刚刚建好的根据地开平召开忽里勒台(蒙古传统中的部族首脑大会,讨论推举大汗、征战结盟等大事)即大汗位,建元中统,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按照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而当时蒙古汗国的首都在哈拉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境内),驻扎在那里的阿里布哥在西北诸王的支持下也宣布为大汗。于是蒙古草原上展开了4年争夺汗位的战争,开平府不久就升为“上都”,成为忽必烈的政令中心和军队物资的集结中转总站。“两都之战”以上都的胜利而告终,而蒙古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哈喇和林从此日渐衰微。

　　上都城既是草原上的枢纽,又是通往汉地的门户,在战略上“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坐镇于此,既可紧密监控中原,又可保持蒙古本色,便于联络草原各方的贵族宗王。然而统治重心的南移终归使得忽必烈治下的蒙古汗国融入了更多草原之外的色彩。1264年忽必烈战胜阿里布哥后迁都燕京(原金中都,今北京)并改名中都,因为稳定南方和消灭残存的南宋朝廷需要大汗投入更多的精力。数年之后,一统天下将成定局,又是在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和筹划之下,1271年农历十月,忽必烈汗改“大蒙古”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如,乃统天”之意,次年改中都为“大都”。从此之后,蒙古大汗同时也成为了中原的皇帝。1276年,南宋的覆灭如期而至,定都大都的大元王朝当仁不让地栖身于华夏神州历史上的正统王朝之列,忽必烈汗后来也被称为元世祖。

　　但是大都的定立并不能取代曾作为临时首都的开平府,忽必烈汗保留了上都作为陪都,并开始了两都巡游制度。从每年农历四五月份直至九月,忽必烈都要率领亲族重臣到上都避暑和处理政务。在忽必烈之后,元代10位皇帝中仍有5位在上都登基即位。

　　拨开废墟上疯长的芨芨草,泥土和青草的芳香扑面而来,惊飞的蚂蚱引领着被露水打湿的脚步。登上遗址内最高的土丘,上个世纪30年代的发掘使这座750年前的宫殿台基以看似夯土堡垒的面目屹立于荒城中央。无需再升到空中鸟瞰,就能发现它与没有北门的宫城北墙连为一体,处在整个皇城的中轴线上,三台相连的组合仿若一个巨人的头颅及其伸出的双臂。对照文献,这里应该就是历代皇都中独一无二的“承应阙”。因为象征天子礼制的“阙”从来都是立在皇宫正殿或宫城正门的两侧,然而考古探查中上都宫城正南的御天门和正中大殿大安阁旁却找不到阙的痕迹：遥想当初兴筑此城之时,忽必烈还只是辅助蒙哥汗治理漠南汉地的藩王,如此代替北门自成一体的承应阙或许就是刘秉忠在那个时期的杰作。待到1260年忽必烈“钦应天命”登上大汗的宝座,即位告天的大典应该就是在此阙上举行吧。

　　“在许多人心目中,我们蒙古人的光荣好像全都来自于打仗。如果真正了解埋在脚下的这座城市,他们就不会这么想了。”马头琴从不离身的斯琴巴特尔脸膛宽阔,虬髯满腮,忽必烈汗麾下猛将的样子可能与之相去不远。当他的弓弦拉响元代的宫廷乐曲“阿瑟尔”,谁也不会觉得他是个只知骑马放牧和搏命厮杀的鲁莽壮汉。700多年前,同一首马头琴曲也曾经缭绕在这片草原的上空,而那时此地的光景则高居在全世界文明的颠峰。的确,蒙古人战争之外的荣耀就是从忽必烈汗和他的这座草原都城开始的。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锲而不舍的远征将几乎整个亚欧大陆连成一片,分封出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虽然相对独立,但从忽必烈开始,元朝皇帝至少在名义上是“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对蒙古四大汗国拥有最高的宗主权。因而大元帝国的版图之大在全人类历史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帝国境内畅通无阻的草原丝绸之路更是带给后来人无尽的风光。这条商路从上都出发,远达西亚与东欧,设有驿站的驿路以两都为中心四通八达,诸侯的关塞和军阀盗匪再也无法阻断商队的往来。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东西方世界的交流从未向元朝一般广泛而且密切。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是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了欧洲。

　　就在比今日的残垣高大华美得多的承应阙上,忽必烈皇帝命令建起了“回回司天台”,与大都的另一座天文台遥相呼应,掌管它的阿拉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制造出世界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并主持编修了全国地理志和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而来自汉地的科学家郭守敬,忽必烈皇帝则支持他在东到朝鲜,西至云南,南逾占城(越南),北尽铁勒(里海)的广袤大地上设立了27处观测站测取日影,还亲自为他在上都编订的历法赐名“授时历”并向全国颁行,这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最精确且施行时间最长久的一部历法,它以365.2425日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仅差26秒,却比现在国际通用的格里高利历要早300年。

　　如今湮灭于金莲川草原的上都,那时曾是全世界最为繁荣壮丽的国际大都会。正如元代诗人杨允孚所言,“楼下绿杨楼上酒,年年万国会衣冠。”就在承应阙南面正对的大安阁中,元代皇帝接见过高丽的国王、罗马教皇的使者、印度尼泊尔的高僧、发朗国(当时蒙古、波斯对西欧的泛称)的使臣,以及驻帐在欧亚等国的蒙古宗王。还有来自各国的商人们,也都曾在上都受到大元君臣的热情款待。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

　　根据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马可?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于1271年从意大利出发,历时三年半抵达上都时,忽必烈皇帝正在上都驻夏。他命使臣到上都以西40天的路程处迎接他们,并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大汗非常欣赏马可?波罗的才干,以至委以他重任并将他留在中国17年。对于马可?波罗这样的商人而言,忽必烈汗在上都发行的全国统一的“交钞”纸币实在是方便,让当时城邦林立的欧洲十分羡慕。而皇帝陛下对各种宗教的平等尊重在如今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未能实现。

　　早在忽必烈称汗之前的1258年,他就在当时的开平府亲自主持过一场著名的全国佛道大辩论。结果尽管佛教一方取得了胜利,但全国的道教徒除了让出400余处寺宇外并未因此受到迫害和歧视。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后,这场辩论中大显神威的西藏萨迦派高僧八思巴成为了“大元国师”和“帝师”,藏传佛教也成为蒙古人今后最为重要的信仰,然而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摩尼教、萨满等所有宗教和信仰在大元帝国中都享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于汉地的儒学,忽必烈一直推崇有加,所以上都皇城之内除了佛教寺院,也立有孔庙。与此同时,大汗还请国师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文,统一全国文字。在成吉思汗开疆拓土的时代,蒙古人从不在乎外族是否将他们形容为热衷于征服杀戮的蛮族；而到了忽必烈皇帝治下的大元帝国,蒙古人则根本不必介意别人怎样评述,因为每一个来到过上都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蒙古人创建的大元王朝不但在军事上所向无敌,而且是全世界最为发达和强盛的帝国。

　　如今承应阙残存台基的丘顶正中央,一个乱石堆就的简易敖包如同佛像眉心的天眼,成为整个遗址的制高点。东希格老人将途中捡起的一块残石恭恭敬敬地端放其上：“这个敖包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堆的,不论学者游人还是附近牧民,来到这里都会为它添一块石头。” 不必仔细端详,就会发现堆成这个敖包的材料,每一块都来自古都残存下来的砖石瓦砾。因为这里的草原上天然石块并不多,而残砖断瓦却随处可见。

　　宏伟的城池宫殿化为砖石瓦砾的悲剧发生于忽必烈在这里登上汗位的第99个年头。1333年元朝的末代皇帝妥欢帖睦尔(庙号惠宗)也是在上都即位,而这时的大元帝国已经江河日下,官僚腐败,贪污成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通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朝廷内部却争权夺利流血不止。连年天灾之下,民不聊生,1351年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公元1358年底,由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由大同攻陷上都,纵兵焚掠,这座历经百年草原帝都从此废弃。崛起于上都的元朝此时败局已定,忽必烈汗创建的伟大帝国在上都陷落10年之后轰然崩塌。

　　“可惜啊！就如同蛀虫慢慢侵蚀了树干,外力一推大树就倒了。最大的蛀虫就是朝廷内部的腐败与争斗。”对于数百年前大元帝国的命运,东希格老先生只能扼腕于废墟之上。而对于这个神圣废墟的命运,他却有幸目睹身受数十年,并且同它休戚与共。

　　少年时的东希格和祖辈们一样,也曾经在金莲川上放牛牧马。生活在这里的所有蒙古人都遵从着祖先传下的戒律——不能翻草动土,草皮被牲畜吃尽毁坏之前必须转场休牧,因为土地和其上的草原是游牧人的命根子。而上都城的遗址,牧民们更是视之为祖先圣迹而无比珍惜,不需任何法规,从没有人敢对之轻举妄动,因而东希格小时候看到的上都遗址与数百年前相差无几。元上都被焚毁后,明朝政府于1369年(元亡第二年)在此设开平府,不久废府设卫,1430年开平卫南迁后这座城市就彻底废弃了。清代这里成为蒙古察哈尔部正蓝旗的驻牧地,直到少年东希格在这里跃马扬鞭。那时候,上都遗址被称为“兆乃曼苏默”,意思是108座庙宇,可见城址中遗存甚丰。

　　就在东希格即将长大成人之际,翻天覆地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也打破了察哈尔牧民们守护在祖先圣迹边的宁静生活。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外省人涌入了正蓝旗,并且在沉寂数百年的上都城址内兴建人民公社,许多草场被开垦成农田,古城残存的砖瓦石材被用来盖房屋、搞建设……东希格的心一直痛到现在,但任何人都无力扭转时代的命运。年轻的大力士东希格一人能顶四五个壮汉,从不摔跤是因为第一次上阵就误伤对手,然而“文革”期间作为中学校长却坐了一年监牢,被批斗得腰椎骨折,累累伤痕至今犹在。而上都城的遭遇何尝不是如此。

　　十几年前,上都遗址开始正式受到国家保护,精通蒙元文化的东希格老师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尊重。近几年来,随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展开,元上都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皇城城墙修复了300多米,遗址内103户居民全部迁出,当初的所有菜窖、人工渠等设施已被填平,遗址内通行40多年的公路也关闭了……漫漫青草再次覆满了历史的伤口,而东希格先生的第五本著作也即将出版了。

　　喝一顿蒙古式午茶,作为讲解上都遗址的酬劳是东希格老先生愿意接受的,这次是在马头琴歌手斯琴巴特尔的蒙古包里。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大部分牧民都已转为定居,金莲川草原上除了旅游度假区就再也看不到蒙古包了。斯琴巴特尔的这个蒙古包就扎在草原与旗(县)府市镇的边缘,作为蒙式餐厅为镇上居民和游客服务。正蓝旗政府所在地坐落于龙冈上都遗址西南20多公里外,现已改名“上都镇”,现今的六七万人口中依然有44％的蒙族,他们口中的蒙古话是公认的标准蒙语发音——因为这里曾经是整个蒙古的心脏,而且生活在正蓝旗的蒙古人中有许多“黄金家族”的后裔。历经明清和民国,直到今日内蒙古所有旗(县)的地方志中,唯独“正蓝旗志”只有蒙文版而无汉文版。

　　近年来退耕还草和限量放牧使得金莲川的草原植被有所恢复,但为了分区管理,一望无际的草原却要被木桩铁网圈划起来,使得放牧的草场朝向巨大的牲口圈又迈进了一步。从小也是在牧区挥舞马鞭的斯琴巴特尔已经有很久没有骑马放牧了,基于琴技与歌喉,多年来他的职业是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乌兰牧骑”队长,“乌兰牧骑(意为红色宣传队)”这个称呼来自于那个暴风雨般的年代,如今更多的人愿意叫它歌舞团。“在我们正蓝旗的牧人中,诗人、歌手、音乐家,还有画家、能工巧匠、摔跤高手,多得就像草地上的金莲花。”当我称赞斯琴巴特尔和他哥哥的才华时,他再一次提醒了我忽必烈汗留给金莲川的财富。

　　斯琴巴特尔的夫人开设来补贴家用的蒙古包尽管只是餐厅,但明显不同于旅游区的新毡房——这是他们特地从牧区亲戚家运来的老包,整个毡房没有一颗钉子,全都是用皮绳串扎固定。在上都附近经营餐饮并非易事,因为正如汉地故都的所在地一样,正蓝旗的居民不论贫富饮食都非常讲究,比如吃肉只吃当天宰杀的牲畜。品尝着正宗元代宫廷手艺烹制出来的奶茶和茶点(正蓝旗独有的粮食制品和奶食),蒙古包内的马头琴声再度响起。由于新制马头琴的音质过于甜腻,这次斯琴巴特尔换上了父亲传下的老琴。

　　苍凉浑厚的马头琴声如泣如诉,蒙古人永恒的骄傲与忧郁弥漫于八百里金莲川。步出穹庐,草香扑面,在亘古不变的苍穹笼罩下,一岁一枯荣的青草金莲,正在将所有历史的伤痕与荣光都悄悄掩藏起来,努力让历尽沧桑的草原尽量回归于人类出现之前的安宁。然而面对着毡房这边草原上的铁网围栏,和那边新兴的繁荣市镇,斯琴巴特尔一直在担心,今后他的儿子,是否只能从电视画面和东希格老师的著述中体验蒙古祖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