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薄空气之重(组图)

　　作者：上帝偏爱重步兵编译

　　译自《Alpinist》Vol.18，The Weight of Thin Air

　　文/Andrej Stremfelj

　　（图一中人物为Miha Habjan，这是他2005年和作者第一次攀登Janak前适应海拔时首登的一座6000米级别无名峰，远处的Janak被云层阻挡，最右边可以看到7710米的贾奴峰 photo/Andre j Stremfelj）

　　（图二：1973-1974冬季攀登季，作者和Nejc Zaplotnik在斯洛文尼亚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那时Stremfelj17岁，Zaplotnik20岁，三年后他们一起登顶了8068米的GⅠ，西南山脊路线。Stremfelj的第一座8000米，此后的29年里，他又陆续攀登了八座8000米，其中包括了珠峰、道拉吉里、希夏邦玛和干城章嘉上的新路线。Zaplotnik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 photo/Andrej Stremfelj）

　　2006年5月5-6日，Andrej Stremfelj和Rok Zalokar首登海拔7090米（7041）的Janak Chuli，东南侧柱状山体路线（1150米，VI、5.6、70°），阿尔卑斯方式。

　　地点：珠峰，8700米；时间：1979年。我和Nejc Zaplotnik无助地呆在从没有人攀登过的西山脊灰色台阶（Gray Step）的底部。没有人清楚再往上通向顶峰是怎样的地形。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不可能沿着上升的路线回头：因为没有足够的装备。唯一的下撤办法是切到霍恩拜茵岩沟（Hornbein Couloir），而到达霍恩拜茵岩沟的唯一途径就是向上。那年我22岁，Nejc25岁。

　　我们没有说话，默默地结组攀登。氧气呼吸面罩遮住了我们的脸，不过没关系，反正也不可能交谈：风越来越大，乌云已经将山峰上端全部笼罩。Nejc，这个平常活泼开朗的家伙，也是一脸严肃。

　　他穿着高山靴和冰爪，斜靠在页岩断层上缓慢移动，开始领攀第一段绳距。15公斤重的氧气罐把他的背包撑得鼓鼓胀账，橘红色帆布面料在黑色岩石的映衬下格外耀眼，看上去非常大而且晃来晃去。突然，他掉了下来，一声闷响摔在雪堆上，一块破碎的山石从他身旁呼啸而过。我们的锚点仅仅是一根劣质的岩钉。我看看他，又低头看了看脚下2300米处的西库姆冰斗（Western Cwm）。洛子和努子的顶峰已经完全被暴风雪笼罩。暴露在高处的恐惧油然而生。

　　Nejc一句话也没说，站了起来，脱下手套，掸掉身上的雪后又继续攀登。二米，三米，五米：他有条不紊地上升着，交替使用自由攀登和器械攀登，赤手摸索着合理的位置，路线的难度大约在5.7。我看了下手表：现在的时间接近下午三点，再过三小时就天黑了。

　　完成这段绳距花了Nejc一个小时。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太慢了？”我赶到他身边，气喘吁吁地说。尽管氧气面罩让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蚊子哼还低，但我确定他感觉出了我话语中的担忧。

　　他摘下面罩，蓝眼睛坚定地看着我，说“不，”就这么一个字。我没有再多问。

　　下段绳距该我了。或许是受到了鼓舞，我冲劲十足，一会儿就登上了台阶的顶部，开始设置保护。我又看了看手表，突然意识到先前我把时针和分针给弄混了，现在才一点半。

　　Nejc借助上升器爬到我身边。我伸出手给他看了看表，他简直高兴坏了。我们已经完成了路线上的难点；今天应该可以登顶。珠峰西山脊是我们的了。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练习攀登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这其中，Nejc无疑是最强壮的。去珠峰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有名，可以说，他就是为登山而是生的。1975年，他随南斯拉夫探险队登顶马卡鲁；1977年，我们一起登顶了隐峰（GⅠ），那也是我的第一座8000米。飘逸的长发——这在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非常另类，放浪不羁的生活态度，处处体现出吉普塞人的风格，但他已经是当时国内最优秀的攀登者，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神。我梦想能象他那样生活。

　　从攀登技术的角度讲，我和Nejc相差无几。但在高海拔地区，纯粹的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决断能力。记得在GⅠ的时候，我和Nejc尝试从6850米的C4营地以阿尔卑斯方式冲顶。那会儿我对高山攀登所知甚少——我甚至都没攀登过勃朗峰。另一方面，Nejc也对我在高海拔地区的适应能力一无所知，但登山运动就是这样，有时你得相信自己的直觉。Nejc觉得我可以做到，而我对他则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对于初访喜玛拉雅的新手来说，根本没有能力做到独立攀登。无论是在珠峰还是GⅠ，Nejc都承受了所有压力，做出了那些最关键的决定。如果他在珠峰上面告诉我时间已晚，那我肯定掉头就撤。他就是我们的领袖，没有他，我不可能登顶其中的任何一座。

　　珠峰之后，Nejc踏上了追求14座的路程。当时的我和他一样野心勃勃，都觉得自己巨牛逼——意外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直到1983年他葬身于马纳斯鲁的雪崩，那一刻我的天塌了。从此我开始怀疑人生，虽然还在继续攀登，但却一度畏首畏尾，不停地想自己是否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去鉴别出潜藏的危险。

　　我爱上攀登的原因非常简单。虽然不是出生在登山世家，但正是少时从家乡前往克拉尼市区的学校路上经过的卡姆尼斯克阿尔卑斯山脉（Kamniske Alps）激发了我对于攀登最初的好奇：靠近一点看，这些山会是什么模样？格林塔维克峰（Grintavec）的顶部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小点儿？探索未知的渴望引诱我去向高处。而我很快就发现，爬得越高，能看到的风景就越美，视野也更开阔。

　　在干城章嘉的西面，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山峰。2000年，我带领10名来自斯洛文尼亚登山协会的年轻攀登者来到这里，计划以阿尔卑斯攀登方式完成一些大岩壁路线。我乐意能和年青人分享我的经验，就如同Nejc曾为我做过的。但不幸的是，随着Andrej Markovic在琼桑峰（Jongsang Peak）遇难，远征早早结束。

　　死亡好比是在生者心头划下的一道伤口，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复原方式。其他队员都决定回家，但对我而言，治愈伤痛的最佳途径就是呆在山上。我的家人——妻子Marija和女儿Katarina都在前来大本营的路上。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不愿错过任何一次探索喜玛拉雅未知地域的机会。

　　黎明时分，我穿过狭窄的山口，每次进山都让我精神焕发，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秋季清晨当然也不例外。阳光照耀着路旁冰冻的河流，四周的山峰就象一座座白色巨轮行驶在喜玛拉雅的天空中。沿着山谷边延展的侧碛垅，穿过两面灰白色的冰湖后，我走到了路的尽头。眼前是一片狭小、平坦的冰原，在它的上面耸立着Janak Chuli南壁。

　　这座山峰实际是我们最初的目标，但由于没能拿到许可证，才转而选择琼桑峰。现在，我的眼里只有她。在完美山形的衬托下，Janak的雪散发出一种质朴、苍凉的美感。透过雪镜，我贪婪地欣赏着她的轮廓。一条天然的路线展现在我的眼前：优雅而简洁，沿着东南侧柱状山体直上顶峰。

　　自那以后，我再也忘不了她。回去的路上，我做出了攀登Janak的决定，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机会的出现。

　　2004年，我和Marija以及另一位朋友去了道拉吉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向年轻人传授高山攀登技能的还机会，于是就邀请了Matija Klanjscek和Miha Habjan同行。

　　我之前就认识Matija，但和Miha不熟。27岁的Miha在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Julian Alps）和布兰卡山脉完成过很多漂亮的路线，但我不知道他在高海拔地区会有怎样的表现。

　　或许是心理负担过重，开始时只要我在场，Miha就表现得非常拘束。但毕竟这是一支小型探险队，成员就那么几号人，很快大家就混熟了。我发现Miha攀登前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而且每天都体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而他很快也意识到我们之间没什么不同，都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类，很自然，我们成了朋友。

　　我们一起沿着传统路线稳步上升，在到达7000米后，Miha和Matija都感到身体不适，体力消耗殆尽。我陪他们俩返回营地。吃过晚饭后，Miha承认他对于自己跟不上“老兵们”的攀登节奏感到沮丧。

　　“我们这些老家伙，已经对高海拔环境非常适应，”我告诉他。“知道随着高度上升你的身体会有怎样的反应，并学会自我调节，成功就大有希望了。”在我的鼓励下，他们又坚定地投入到攀登中。

　　回到克拉尼后，Miha总是时不时来我们家做客。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当然也包括了将来的一些远征计划。他在攀登一条路线时所偏好的方式和风格和我很相似：这在越来越多斯洛文尼亚年青人已经完全离不开bolt的今天，显得非常可贵。所以在2005年，当终于有机会去Janak时，我叫上了Mi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