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在愤怒中渴望] 五·进藏

　　7月30日，出发的日子，“组委会”的包括几箱怪味胡豆在内的物资，凌晨2点才从重庆运抵成都。

　　沉沉的静夜中，队员们轻手轻脚把这堆东西搬到不用掏钱住宿的华龙饭店的仓库，打了个盹。6点钟，又爬起来把几天来陆续装进两间仓库的所有装备装到一台平头解放车上。离开四川盆地后，整个“雅漂”的大部分时间，队伍都将依靠这台卡车上的两三吨装备，在严酷的青藏高原过艰辛的野外生活。 因为资金困难，除了漂流用具，“雅漂队”的生活用品可以说是压缩到了人所能承受的最低标准。食品只有大米、面粉、腊肉、饼干之类的大路货，对付酷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计划是到时现从牧民手中购买牛羊。就凭这些，我们要去漂流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要冲击最深、最长、最高、最险的世界第一大峡谷，条件的确太差了！可季节不等人，就像曾在西藏生活过20多年的队员罗浩说的那样，再等，就只有去滑冰了。实际上，共计10多万元的集资款交齐后，队长杨勇认为，目前的状况，漂，是可以漂了。从漂流的装备和技术来看，漂到大峡谷口的派乡，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要做最坏的打算，要有吃人间大苦的心理准备。

　　出发仪式就在成都华龙饭店的停车场举行，简单而热烈，简单到甚至没有使用扩音设备。“组委会秘书长”王建、“漂流队长”杨勇及有关方面代表简短致辞，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后，“组委会”拿来了手写复印的《责任书》让每个队员签字，这就是昨夜长达数小时会议的结果，队员们就着漂流艇的船帮不到5分钟全部签完。

　　10点多，五台车组成的“雅漂”车队浩浩荡荡奔向川西高原，奔向遥远的喜马拉雅山怀抱中海拔5590米的雅鲁藏布江源头杰马央宗冰川，去承受和挑战被认为是世界江河漂流探险史上最严酷的一切。此行仅从成都到雅江源头就有四五千公里的路程，拉直了几乎可以横穿中国东西。队伍将出川经甘肃抵青海，从青藏公路进入西藏。本来从成都走川藏公路进藏是最近的路线，但这条捷径已因塌方、泥石流不断而时断时续，空中飞拉萨又不现实，走青藏成了唯一的选择。同时，对于“雅漂队”倒是一次适应高原气候的好机会。本次“雅漂”的挡路虎除了峡谷险滩就是高原气候，雅鲁藏布江有一半的江段在海拔4000米以上，这意味着，队员们在这些地区即使躺着不动也相当于在上海负重十多公斤行走。1986年，美国漂流队的大卫·西皮就是在长江上源海拔4500米的江段，因感冒转化为肺水肿而不幸丧生。“雅漂队”一半的队员从未到达过海拔3000米，走这条线，对队员适应高原气候，面对真正的漂流，也很有必要。

　　上路了，我才仔细看那份签字时根本没细看的《责任书》。

　　这天，“幺哥”冯春发给大家一份“雅漂队”自己制定的《队员守则》：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安排；热爱集体，关心队友……我和“幺哥”坐在拉物资的卡车上，一边学习《队员守则》，一边闲聊。一上车，这位10年前的老“长漂”队员就兴奋地不停用对讲机大声喊话。我真有点奇怪，此君这十多年来几乎每年都要上一次高原，怎么还能这么激动？“幺哥”一路上念念叨叨对我说这几天“雅漂队”办事出奇的顺，是老孔他们的在天之灵在保佑。12年前的7月底，孔志毅等在漂流长江时在金沙江白玉叶巴滩遇难。

　　与队伍同时上路的还有一个“梦幻旅行团”。这个旅行团是否就是“组委会”最初宣传的“协漂队员”说不清楚，因为除了这个旅行团也再没有其他关于“协漂”的运作，但这个旅游团却由“雅漂队长”杨勇领队。离开成都的当天，杨勇就宣布从此每天只开早晚两顿伙食。走了没几天，“梦幻”就有人对此表示不满，说达不到团队标准，要投诉。

　　队伍经都江堰—汶川—茂县—牟尼沟—松潘—红原进入甘肃，一路野营，风餐露宿，再经唐克—九曲黄河湾—郎木寺—碌曲—拉卜楞—临夏—刘家峡到达西宁。

　　全队在西宁开会总结行程，有些乱。好在大家基本都能适应高原气候，和“梦幻”的关系也还算融洽。

　　队伍在格尔木得到了总后青藏兵站部的大力支持，文义民政委、李海乾副政委亲自安排了队伍在青藏公路沿线的车辆用油。

　　8月12日，队伍顺利翻过唐古拉山到达那曲。

　　一路上，我们多次遇到磕长头的朝圣者。真正的五体投地是：双手合十高举，虔诚祈祷，然后双膝跪地，接着匍匐下来，用全身紧贴地面，再用额头叩拜……周而复始。额头上磕出了大包，流血了，结疤了，还是继续；再流血，再结疤……就这样用身体的印记一寸寸丈量着通往圣地的路。

　　这样一磕就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很多年……这样的朝圣者在那片雪域高原很多，这几年在藏区转悠，每次都能碰上一些。开始只觉得好玩，不可思议——干嘛呀？有车不坐，非要这样折腾。渐渐地，心中却有了感动，越来越多的感动，无话可说的感动。

　　背景通常是极辽阔的天，蓝得让人感觉不真实，有时会飘着一些白云，白得能把你融进去。如果有大路，伸向远方，就仿佛要冲出地球冲向尽头，真的，这时你似乎就可以看见尽头，马上就能抵达的尽头。这时候，你还可以看见地球是圆的，只有在这里，你才可以看到这些……这时候，远远看去，朝圣者站起来，宛若朔风中一颗粗黑的小树，匍匐在地时，只剩一个小黑点。走近了，可以看见他们的标准装束，手上套着木板，膝盖上绑着牛皮。高原人特有的那张颧骨黑红的脸上平静而祥和——那是一种我迷恋又害怕的表情。我想起天津摄影家莫毅做过一个“实验”，把照相机置于脑后或者屁股上，在繁华闹市对准身后的人群，每走几步就随机按一下快门，完全随意拍摄。结果，拍了一段时间后，他对着一沓沓照片觉得不可思议，人都怎么了？——大多数脸都木呆呆的，根本说不上有什么表情。

　　这是一个已经谈论得使人生厌的话题，生活在现代工业文明推动下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都市中人，与这在苦寒的无边旷野中极少物质享受的苦行僧般的朝圣者，究竟谁更幸福？

　　我想起，有一次去梅里雪山的路上，我们在芒康和一群藏族同胞挤在一辆东风卡车的后厢里。大冬天，车子一开，冷风呼啸，人像掉进了冰窟，赶快把手塞进袖筒，整个人都有点哆嗦，这时，一位藏族老阿妈抓过我一位同伴冰冷的手，放进了她的袖筒，用她那苍老的胳膊为她暖手。这个过程没有语言，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那一刻牵动我视线的是老阿妈的表情，我没有能力描述那神态，我只能说那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表情……

　　过唐古拉的道班时，我找到了达尔吉大哥，两年前，我们“徒步长江”，从长江源头格拉丹东雪山出来以后，我的帐篷睡袋胶卷之类的大批物资一直放在这里，预备再进长江源时用，没想到却是用在“雅漂”上了。我一下子成为“富人”。

　　达尔吉大哥自从“长漂”以后，仍为很多支队伍进长江源作过向导，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人。他和“幺哥”冯春、杨勇都是老朋友，几年不见，分外亲热，分别时几乎都掉了泪。达尔吉大哥老了许多，眼睛也很不好，我和冯春当时打算“雅漂”一结束就把他接到内地治眼睛，可是，我们的境况一直都不是很好，总不能如愿，心中惭愧万分。

　　一路上，大家总会谈起生态环境的恶化，眼前的长江源头地区确实正在一年比一年严酷地走向荒凉。

　　我总认为，可可西里地区等等一些近年突然大量死亡的野生动物令人惋惜；残酷的盗猎者也该受到应有的惩处，这都毫无疑问。但是，还应该关心一下这些盗猎者的动机，关注一下这个“弱势群体”。

　　在这些盗猎者的眼里，这些野生动物就是钞票，这些盗猎者的乱捕滥杀只是为了钱，他们对环境的破坏没有明确的意识，在他们眼里，到可可西里捕杀动物，和在家里种庄稼没有什么区别。在我的印象里，这些盗猎者、淘金人大都是朴实的西部农民。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些人可谓“探险家”，他们在大自然面前的勇气，以最简陋的装备抗拒严酷气候的能力和心态，都非常不简单。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不是我能想象的。我在一个条件比较好的淘金场呆过一段时间，真的，你会体会到他们生存的艰难，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在城里座谈环保的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恶，我一直想跟他们真正走一趟，好好记录一下他们的生活。

　　而那些可怜的被残杀的野生动物的最后去向却是城里富人的口腹、脖子、身躯。

　　在那曲，队伍里年龄最小的队员万麟突然和“组委会”的一位女士发生了冲突。按分工，万麟负责管理队伍的集资款。不知为啥，那天万麟说着说着激动起来，数落起了“组委会”，他坚持要求随我们行进的“组委会”人员也交钱，不能白吃我们的饭，白坐我们的车。场面混乱，在大家的劝解下总算不了了之。大家都没多说，说实在的，不管谁，能这么走一趟已经很辛苦了。

　　为节约资金，全队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打地铺。冰冷的教室里气氛压抑而凄凉，大家的睡袋横七竖八，我的手背被“曹公公”这个“兽医”扎得起了大包，输液弄得我痛苦不堪。

　　这时“苦菜花”张健旺说：“不行，老子先去死球算了，我死了，不就有20万了？我们就能漂了！我们都办了保险，谁要是死了，大概就会有20万。”

　　“花儿”说这些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暖意涌上心头，转瞬又是彻骨的寒。

　　铜鼓滩训练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了绰号，张健旺被称作“苦菜花”，大概就是从那天起，大家都叫他“花儿”了。“花儿”是我们中间经济条件最差的，直到整个“雅漂”最后，他也没能凑齐5000元的集资款，只交了2000元。就这2000元，他还是退掉了单位的房子才弄到的。

　　8月14日，经过多次讨论，杨勇、杨浪涛、张涛、曹德与“梦幻”队员乘一辆大车和一台越野车，从那曲进入藏北完成“梦幻之旅”，其余“雅漂”队员分乘三辆依维柯奔赴拉萨。遗憾的是，本来安排我进藏北的，可我从家里出来时就感冒，一路上咳嗽不止，天天吃药打针。本想在那曲痛痛快快打个吊瓶把问题解决掉好进藏北，结果可能剂量过大，人整个快虚脱了，呼吸都困难，只好先随大部队到拉萨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