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攀珠穆朗玛 贺龙与新中国登山运动

中国的登山运动在世界上已经占有一定地位。历史不会忘记，是贺龙为新中国的登山运动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中国人就是要勇攀高峰

　　登山运动虽说在世界上早已出现，但却受到许多条件限制。登山运动讲究的是向最高山峰进军。山峰的高度和登山的难度决定运动水平。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登山物资和技术条件。一个国家，要发展登山运动，首先就需要有达到相当高度的山峰以供登山运动员攀登。中国是登山条件最好的国家。世界上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9座在中国境内。在中国境内的这9座山峰中，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

　　新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从一些基本运动项目抓起，同时集中发展一些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接着就扩大到体育运动的一切项目。这样，登山运动并没有排上急切发展的位置。但是，贺龙等国家体委领导并没有忽视这项运动，而是一直想着在适当时机将这项运动发展起来。

　　在国家暂时没有条件集中搞登山运动训练的情况下，贺龙等国家体委领导抓登山运动的方针是：先在全国物色有登山运动专长的人，由政府给予支持，使他们能够坚持发展这项运动，并且扩大参加登山运动的队伍。但因条件的制约，国家还没有成立登山运动队。

　　上世纪50年代，中苏之间体育交流频繁，苏联搞一些体育活动时，也会通报中国方面，邀请中国派人参观或者参加。1955年，苏联登山运动员要攀登本国境内的扎埃莱山海拔67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苏联方面向中国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向中国方面征询意见，问中国可否派运动员参加。这一情况汇报到贺龙那里，贺龙十分坚定地表示：中国要派运动员参加。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商量后，决定由尚未组建成队的登山运动员许竞、师秀、杨德源、周正四人，组成临时登山运动队，到苏联参加这项活动。

　　当时，无论是贺龙，还是国家体委，派这支临时组成的登山队去苏联参加登山运动的目的，主要是让他们参与登山和学习苏联的登山技术，并没有对运动员提出指标要求。出人意料的是，赴苏的这四名运动员在登山设备比苏联运动员差很多，又是在境外参加登山的情况下，顽强拼搏，同苏联运动员一起登上了团结峰和十月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支登山队，刚刚成立就创造了这样好的成绩，为国争了光，也创造了中国登山运动史上第一个登高纪录。

　　贺龙将这一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鼓励登山运动员说，中国人就是要勇攀高峰。毛泽东还联系中国当时遇到的困难说，现在我们国家其他工作也是在攀登高峰。要像我们的登山运动员那样，不怕艰险。贺龙向一些老帅介绍这一情况时，老帅们都十分高兴。勇攀高峰，一时间成了老帅们经常向部下讲的一个词。

　　针对出现的不同声音，贺龙耐心地做解释工作

　　1956年3月，新中国第一支正式组建的登山队在北京西郊八大处成立，史占春任队长，有队员35名，建制上归全国总工会。国家体委对这支登山队也十分重视，对其做了大量扶持工作。这样一来，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是“双重领导”，即在业务上归国家体委管，在建制上归全国总工会管。

　　在运动目标规划上，新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一开始就把目光盯上了珠穆朗玛峰。但是，攀登珠峰不是一步即可达到的，必须先从攀登中国境内和苏联境内其他低于珠峰的山峰开始尝试。经过一番准备，便开始了攀登中国境内和苏联境内的山峰。从1956年4月25日起到1958年，史占春率领登山队员先后登上了秦岭山脉主峰太白山和苏联境内高加索山脉的一些山峰。登山队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生了不幸。1957年攀登贡嘎山时，有四名运动员不幸遇难。

　　面对四名登山运动员遇难，国内有人提出，中国不应该大力发展登山运动。因为这项运动只能少数人参加，不利于普及，登山运动太危险，价值不大，登山运动需要的物质条件太高，等等。对于这些意见，贺龙是不赞同的，但他没有轻率发表意见，而是耐心地做解释工作。他多次讲，登山运动虽然具有专业性，但也不是不能够在广大群众中普及，中国是多山国家，到处都有山，群众可以搞攀登那些不高的山峰的运动，就是不高的山，群众登上去，也是一种锻炼；登山运动虽然充满危险，但只要做好保障工作，就会减少危险，只要我们加强运动的科学性，是会增加登山运动的安全性的；登山运动有很高的价值，可以把这项运动和地质考察结合起来，去发现我国丰富的矿藏；登山运动也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有关，许多山峰中国人先登上去不是外国人先登上去，影响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赞成贺龙的意见。1958年，中国登山队划归国家体委建制。1964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当一组象征攀登希夏邦马峰的艺术造型走过来时，毛泽东对身边的荣高棠说：“啊！你们的队伍过来了，贺老总的队伍过来了！”

　　登山队划归国家体委之后，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攀登贡嘎山时牺牲的运动员开追悼会。贺龙认为，运动员在为国争光的体育运动中牺牲，就像在战场上为国牺牲的烈士一样，应该得到人们的敬重和国家的优待。贺龙指示国家体委为牺牲的四名运动员开追悼会，并接见了牺牲运动员的亲属。他握着牺牲的北京大学气象助教丁新友父亲的手时，说了这样的话：“可惜我的娃儿年龄还小，还不能像你那样把他贡献给国家。”丁新友的父亲是位煤矿工程师，他从贺龙的话中感受到了贺龙的博大胸怀和政治家气度，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一项任务是攀登珠峰

　　从登山运动员的牺牲中，贺龙认识到，登山运动是一项特殊的运动，不能像其他运动一样管理，要更加严密一些。他指示体委，迅速成立一个登山处，负责规划和指导登山运动的开展。登山处成立后，贺龙确定了登山运动的新目标，提出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任务。他把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调到国家体委任副主任，并且当面向韩复东交代了近期体育工作的三项具体任务：一是要在1960年5月份登上珠穆朗玛峰；二是同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中、朝、越、蒙足球锦标赛上要拿冠军；三是要在1961年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上搞得像个样子。在这里，贺龙把中国运动员登上珠穆朗玛峰作为第一项任务，交代给国家体委。

　　贺龙为什么在中国登山运动刚刚起步阶段就把攀登珠峰作为体委的第一项任务呢？

　　在中国的登山运动刚刚开始时，苏联方面对中国的登山运动给予了很大支持。他们在物资上给予中国援助，在技术上也热心指导。苏联在本国搞登山运动时，也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登山运动确实有一定帮助。同时，苏联想抢在中国之前，从最险的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苏联的登山运动时，就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这一设想。当时，中国刚刚组建的登山队归全国总工会领导，全国总工会没有回复苏联。1956年，苏联方面再次向中国方面提出这个设想，中国方面依旧没有回复。

　　1957年9月，苏联方面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由中苏两国组成联合探险队，于1959年3月至6月从北坡攀登珠峰。物资主要由苏联方面提供，攀登珠峰也以苏联运动员为主，中国运动员跟随苏联运动员攀登。苏联方面正式提出这一要求时，中国登山运动队已经归国家体委领导。贺龙原则上是赞成中苏两国组成联合登山队的，但贺龙认为，攀登中国境内的珠峰，中国运动员要起到主要作用，不能跟着苏联运动员。

　　贺龙通过国家体委于1958年春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报告。报告中主要内容是中国要成立登山协会，国家要发展这项运动，并且有组织有步骤地准备好由中国人为主攀登珠峰。4月5日，中央批复同意了这份报告。由于预先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中央批复同意报告后的第三天，即4月8日，中国登山协会成立大会就在北京召开了，贺龙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第一座高山，要给每座山峰作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中国登山协会成立后不久，贺龙召集了有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决定，由中国自己独立成立一个登山协作组织，实行体育、地质考察、气象研究、高山卫生研究、地理研究相结合，预先做攀登珠峰时全面考察的技术准备工作，在第二年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时，要以中国人为主进行全面考察。

　　一定要由中国人为主攀登珠峰

　　中国方面加紧准备以中国人为主攀登珠峰，苏联方面也抓紧准备由他们的运动员为主攀登珠峰。在这方面，两国体育部门的领导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在当时，这种意见分歧还没有公开化，因此，中国方面在组织联合攀登珠峰上，态度一直是积极的。苏联方面则误解了中国方面的积极性，以为中国在登山运动上没有能力独立展开，处处要依靠苏联，因此，苏联仍然希望以他们为主从北坡攀登珠峰。

　　1958年7月，苏方代表吉诺夫来到北京，与中方商谈联合攀登珠峰之事。贺龙决定，由黄中代表中方与吉诺夫商谈。7月21日至26日，中苏双方代表就联合攀登珠峰交换了意见。由于中国方面力争，会谈决定，以中国登山运动员为主攀登珠峰，苏联运动员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后勤保障方面，由苏联提供主要物资。会谈之后，黄中到北戴河向贺龙作了汇报。贺龙听后，觉得这样也好。只要由中国运动员为主攀登珠峰就行，其他方面都不重要，可以让一点。

　　贺龙把黄中留在北戴河，抽时间拉着他专门向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汇报。周恩来、邓小平、贺龙、陈毅一起听了黄中的汇报后，就此事作了商议。他们议定，一定要由中国人为主攀登珠峰，但既然是联合攀登，也要发挥苏联方面的作用，为他们攀登创造条件。在攀登中，要向苏联老运动员学习，在许多技术方面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攀登珠峰成功，珠峰即命名为友谊峰。保障工作由西藏军区负责。珠峰地区航测任务由中方担任。

　　当时，中国空军飞机的性能还不能完成珠峰地区的航测任务。中苏双方在会谈中也确定，苏联方面为攀登珠峰提供物资保障，苏联方面应该为攀登珠峰提供飞机。但是，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如果让外国军机到中国随便飞，有损主权。考虑到此，贺龙打算由中国向苏联购买航测飞机。周恩来十分赞成这个意见。于是，由周恩来出面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购买两架航测飞机。赫鲁晓夫最初同意，但苏联方面在交飞机时，害怕飞机技术落入中国之手，所以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后来，航测工作未能进行。

　　在苏联方面一再拖延的情况下，贺龙决定，我们一边要准备物资和技术条件，一边要组织好攀登珠峰的队伍。他召开会议研究，定下了这样几条：一、组织登山指挥部，由贺龙任登山总指挥，黄中、谭冠三、张经武任副总指挥。二、要求西藏军区配合，运用组织力量，大力协调好攀登珠峰的工作。三、修筑登山公路，既为登山做准备，也为西藏交通打基础。四、由于此前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有关于联合攀登珠峰的协议，还继续邀请苏联方面参加。他们参加只能是配角，要以中国方面为主。苏联方面来不来，是他们的事。

　　1959年3月，中国登山队先遣队带着贺龙给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的信到达拉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把配合攀登珠峰当做一项光荣任务，并抽出一个团修筑公路，一直修到珠峰脚下的绒布寺，攀登珠峰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中国登山运动员准备于1959年夏季向珠峰进发，苏联方面也答应派登山队员参加，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叛乱。在这种情况下，攀登珠峰只得暂时停止。

　　西藏叛乱平息后，贺龙决定，加紧准备，于1960年春季攀登珠峰。国家体委于1959年夏季即通知苏联方面，攀登珠峰于1960年3月举行，希望苏方派人参加。此时，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苏联体育部门的领导和运动员不愿意冒着被政府追究的危险来与中国方面合作。1959年11月，苏联体育部门派代表来到中国，说苏方准备登珠峰的队伍已经解散，要到1960年3月前才能召集队员集中训练，因此，不能与中国联合攀登珠峰。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开始考虑由中国人自己攀登珠峰。

　　“如果我们不抓紧自己攀登珠峰，让外国人从北坡登上珠峰，我们将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

　　1959年12月20日，贺龙从南方视察工作回到北京的当天，即把黄中、史占春和登山队副队长袁扬请到办公室，专门听取三人汇报攀登珠峰的准备工作问题。三人汇报了中国自己登山的实际条件，也讲了苏联找借口推迟联合登山的计划给中国方面带来的困难。

　　贺龙问：“如果我们单独登山，有无把握？”史占春回答说：“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装备不行，8000米以上高度的装备，原定由苏联供给的。”贺龙思虑良久，毅然决然地说，尽管我们国家困难，但我们花钱买也值得。你们说，登山装备哪一国最好？史占春说：“瑞士、英国的都行，但需要花外汇。”贺龙说：“我给刘少奇副主席写个报告，请他批些外汇。”

　　贺龙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报告，随后打电话向刘少奇详细说明了情况。刘少奇在电话中说，你的报告我看了。中国人自己攀登珠峰，我支持，这是长中国人志气的事情。你报告中提到的物资，我已经批给有关部门，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几天后，贺龙会见了苏联国家体委副主任瓦鲁也夫，专门谈联合攀登珠峰的问题。但此时苏联方面对联合攀登珠峰已经没有诚意了，会谈无果而终。

　　会谈后，贺龙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问，贺老总，你的意见呢？贺龙说，我的意见是，我们自己创造条件单独攀登珠峰。一向慎重的周恩来思考再三后说：“我们自己的条件不成熟啊，还是缓一缓为好。”

　　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贺龙就考虑怎样使中国登山队具备攀登珠峰的条件的问题。他研究了一些国家登山运动资料，反复考虑后，觉得同尼泊尔合作攀登，似乎有可能。但贺龙又觉得，中、印、尼三国关系有些微妙，尼泊尔国小，物资条件也同中国差不多，而中国需要的是物资条件，如果中国运动员同尼泊尔队员一起登山，物资条件不是不需要中国创造，那样，还不如中国人自己登山好。他最后决定，中国不依赖任何国家，由中国自己创造物资技术条件，由中国登山队单独攀登珠峰。

　　贺龙下了决心后，觉得首先应该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听贺龙谈了想法后，明确表示，我同意你的意见，支持中国人自己攀登珠峰。贺龙说，总理的意见是缓一缓。邓小平说，我和你一起去找总理。第二天，贺龙同邓小平一起向周恩来汇报了中国人自己攀登珠峰的打算。

　　这次汇报，时间很长。贺龙在汇报中详细谈了这几年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情况，中国登山队的成绩，训练情况，分析了中国登山队的优势和短处。他说，中国登山队在勇气、体能、技术方面已经达到攀登珠峰的条件，现在缺少的只是物资条件，如果我们能动用一点外汇，从登山物资条件良好的国家买一些物资设备，这方面的条件也就具备了，那样的话，由中国人自己从北坡登珠峰，完全有把握。最后，贺龙动情地说：“如果我们不抓紧自己攀登珠峰，让外国人从北坡登上珠峰，我们将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

　　邓小平也说，中国自己从北坡攀登珠峰，是长中国人志气的事情，珠峰只有一个，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下决心尽快从北坡攀登上去，让外国人抢先攀登上去，中国人就永远失去了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现在，我们只缺少物资条件，而物资条件是能用从国外进口的办法解决的。我的意见是，我们一方面抓紧准备物资条件，一方面运动员抓紧训练，在短时间内准备好，由我们自己攀登珠峰。

　　周恩来听了贺龙和邓小平的意见后，沉思了一会儿，又问了几个具体情况。最后，他也下了决心，同意贺龙、邓小平的意见，由中国人自己攀登珠峰。

　　要从北坡攀登珠峰，绝非易事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人们把它称做地球的“第三极”，与南极、北极并称。19世纪，两极大陆冰川上已陆续有了人的足迹，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珠峰还一直是地球上一个无法接近的“空白点”。运动员要攀登到这样的高度，是需要巨大勇气并付出巨大体力的。珠峰不光是高，还十分险峻。但是，珠峰也十分晶莹、壮观，山上终年积雪不化，像是披着一件洁白的衣衫，在朝霞映照下奇丽无比。

　　珠峰有许多神秘的传说，吸引了众多的登山家和旅游者。他们把登上珠峰，作为自己事业最辉煌的成就，把亲眼看一看珠峰的雄姿，作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1953年，一个英国籍的新西兰人在珠峰南麓山地牧人的帮助下，从南坡登上了顶峰。珠峰的北坡冰川地况十分复杂，从北坡攀登珠峰，过去虽然有少数外国登山运动员做过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

　　贺龙对攀登珠峰准备工作十分重视。为了加强对从北坡攀登珠峰的领导，他让韩复东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韩复东去西藏之前，贺龙特意找他长谈一次。贺龙说：“英国人从珠峰北坡搞了几十年，没能登上去。我们呢，既要蔑视困难，又要重视困难。你是打过仗的人，要在前方好好组织，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到，后方的事有黄中。”韩复东说：“老总，放心吧，我的位置要设在距登山队最近的地方。”

　　刘少奇特批给国家体委20万美元，用来购买攀登珠峰必需的物资装备。贺龙要求，我们要买好的，要保证我们的队员登山安全。当时瑞士的装备是最先进的，贺龙决定，就从瑞士买。于是，史占春、周正遂专程赴瑞士购买了登山装备。从国外运回国后，贺龙指示，认真验收后，立即运到登山大本营。

　　贺龙要求把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体育运动与科学考察结合在一起。他指示要组成一个综合的队伍，让科学考察人员与登山队一同行动。这些人不一定同登山队员一起攀登到珠峰峰顶，但在攀登的路上是可以收集到许多有价值的数据的。在贺龙的组织策划下，有登山运动员和各方面科研人员参加的珠峰科学考察队很快建立起来，人数达214人。

　　贺龙专门给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负责人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力支持中国登山运动员从北坡攀登珠峰。接到贺龙的信后，西藏方面当即组织了有党、政、军各界人士参加的支援委员会。在物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同时，还在先期准备、勘察地形、预报天气和寻找向导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60年3月10日下午，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在拉萨接见了全体登山运动员，表示全力做运动员的后盾。贺龙的鼓励和为攀登珠峰所做的这些工作，使登山队全体同志十分感动，更加坚定了登上珠峰的信心。史占春从北京出发时，代表全体队员向贺龙表示：“此次登山，不登珠峰顶，决不回还。”贺龙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1960年3月25日，中国登山队员从珠峰脚下绒布寺前的广场出发，开始从北坡向珠峰攀登。经过两天艰苦攀登，于27日晚到达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中国登山运动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具英国登山家的遗体。他们不顾自身体力已经透支，用冰镐刨开冰雪，挖了一个坟墓，将其早已干枯的遗体埋葬。

　　中国登山队在三号营地休息了四天。经过四天适应，效果显著，一部分科学考察者留下来考察地质矿产，一部分登山队员留下来作为支援力量，其他队员于4月1日从三号营地出发，又向珠峰攀登。再向上攀登，就到了惊心动魄的北坳天险。

　　北坳是一座马鞍形山体，底部海拔6600米，顶部海拔7007米，相对高差400多米。它是从北坡通向珠峰的大门。北坳自上而下全是“冰瀑区”，明的、暗的冰川裂缝纵横交错，布满整个陡坡。这里常发生冰崩和雪崩，因此被称为“连飞鸟也难以逾越的天险”。翻过北坳，是一段笔直光滑的冰壁。当到海拔7050米高度时，皑皑冰雪不见了，强劲的高空风使大量的冰雪无法积存，珠峰峰体的褐色岩石暴露在阳光之下。再向上，就抵达地球之巅珠峰峰顶。但此时也是攀登珠峰最困难的时候。风猛烈地刮着，登山队员行进十分艰难，但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奋力攀登，终于安全通过了这段随时发生冰崩、雪崩的陡坡，到达了海拔7300米处。

　　贺龙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登山队员攀登珠峰的消息。他派韩复东于4月15日赶到登山队队部，专门听取登山汇报。韩复东还带来了贺龙了解到的外电报道，这篇报道说，在南坡也有几支外国登山队在攀登。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攀登到顶峰。韩复东告诉登山队员，贺老总非常关心大家，既要登山队不打盲目仗，又要有敢于冒险的精神。4月25日，韩复东代表国家体委把一面五星红旗授给史占春和许竞，并把登山队送到“滚石沟口”，祝贺他们成功。

　　“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在向峰顶攀登的过程中，遇到了大风。风力强大无比，扬起的积雪打在人身上，就像巨石打在身上。队员们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预定的登顶日期也因此延迟。登山队员商议后，由史占春、许竞、拉八才仁、米马组成侦察组，向前攀登，建立最后冲刺基地。侦察组以破釜沉舟的精神，终于登上了8500米高度，为登山队建立了最后一个营地“突击营地”。在基地休整之后，史占春和王凤桐登上了被英国登山家称为“不可逾越的"第二台阶"，这时已经处在8600米的高度了，珠峰顶峰在望。但此时，史占春、王凤桐、陈荣昌等都冻伤了，不能再向上攀登。

　　这一情况很快汇报到贺龙那里。一直关注攀登珠峰的贺龙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打电报给韩复东：“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前线指挥韩复东决定组成顶峰突击队，于5月17日向顶峰冲刺。途中，刘连满、拉八才仁、扎西、多甲、边巴茨仁被冻伤，只剩下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向顶峰冲击。在5月25日4时20分，三人终于胜利登上了珠峰顶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攀登上珠峰，也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攀登上珠峰。珠峰顶上的五星红旗，是中国人的骄傲。

　　中国登山运动员登上珠峰的消息很快传到贺龙那里，他以极兴奋的心情向登山队员发出贺电，贺电中说：“你们登上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的捷报，这是我国人民的一个极大的喜讯。你们为伟大的祖国争得了不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再一次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还有更多的高峰等待着你们去攀登，还有更丰富的自然财富需要你们去探索。希望你们不断前进，为征服祖国的高山峻岭发挥更大的力量。”

　　很快，贺龙将中国登山运动员登上珠峰的消息报告中央，中央领导人也都十分兴奋。《人民日报》专门发了号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之际，印度也有一支登山队从南麓攀登，结果未能攀登上去。香港报纸评价两国同时攀登珠峰，是一次“没有裁判的竞争赛”。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成功，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意志品格，也说明了一个真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