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治疗心灵创伤 美军老兵尼泊尔惊险之旅(图)

孟轲豪普特与他的战友们

英姿不逊当年

美军训练士兵肯定得心应手，但在帮助他们适应和平生活时就显得非常吃力，本文作者布莱恩·aot和十一名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一起前往尼泊尔，体验一种有望治愈他们病痛和心灵创伤的方法：登山。他记录了这次难忘的旅程，原文编译如下：

1 盲人巴斯克斯

巴斯克斯是这些老兵中最特别的一个，巴格达北部一条尘土飞扬的昏暗街道是他看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眼。当时他正在一辆装甲车上，这时一颗简易但威力巨大的炸弹爆炸了，金属碎片击穿装甲车舱门，刺穿了他的朋友维克托·柯达，然后飞进他的右太阳穴。他的眼睛碎了，左腿上留下几个洞，左臂被撕裂，面部支离破碎，整个身体烧焦。身上溅了那么多维克托的血，以至于战友们都以为他死了，直到他恢复意识、用手擦脸上的血后，才被发现还活着。柯达死在了车上，而他，一等兵斯蒂文·巴斯克斯，一周后在沃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里苏醒了过来。醒来后面临更大的痛苦——医生告诉他，他再也看不见了。

但他的乐观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巴斯克斯经常说：“我就是热爱生活，胜过任何其他。”被军队征调前父亲要他答应，如果回来时受了伤那不要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学习在黑暗世界中驾驶汽车，参加芝加哥马拉松赛，完成了一次半程铁人三项赛。他还娶了一位失明复原专家，并积极训练，准备参加特奥会自行车比赛。巴斯克斯认识很多受伤的退伍老兵，他们陷入愤怒和忧苦中不能自拔，但他没有这样，他付出努力，忍受痛苦，没有退缩。

现在巴斯克斯正费力地呼吸稀薄的空气，在岩石上摸爬、踉跄，挫折感越来越强，“如果整天都这样我是做不到的，我不知道自己的劲还够不够。”在巴斯克斯后面攀爬的，是跟他同样经历过战争创痛的老兵，他们有的在爆炸中失去了腿，有的头部被弹片击中，还有的经历失落和恐惧后意志消沉，他们走到了一起，现在的目标是喜马拉雅山的罗布彻峰。

此刻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身前的队友为他摇铃，然后巴斯克斯跟上去，在他身后，是一长串摆动着的帽灯，很多人是第一次不为打仗而到外国。他们将和十名2001年攀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探险者一起攀登，这十人中就包括唯一登上世界之巅的盲人魏恩梅尔。此外队伍中有几位夏尔巴人向导。
 
2 作战和登山

魏恩梅尔想和朋友一起庆祝这次攀登，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职业的登山向导，例如贝尼特斯，他有19年拓展工作经验，和魏恩梅尔一起登上珠穆朗玛峰后，又五次作为向导登顶珠峰。
 
带领这些受过伤的老兵登上罗布彻峰，像是个不错的庆祝。几天前在加德满都，魏恩梅尔对老兵们说：“探险能够让你新生，更新你的灵魂，我经历过数十次探险，每次我都死了一回，然后重新复活。”

两个团队的共性比每方想象的都要多。运动场不是战场，运动员不是战士。但登山在许多方面都和当兵打仗相似：组建队伍，接受训练，然后在极端状态下完成任务，整个世界似乎消失了，每个生命仅仅局限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死神就在周围潜藏着，可以是一次雪崩，也可以是一枚地雷，可以是一次踩空，也可以是一颗迫击炮弹。

我曾作为步兵两次到伊拉克服役，当向峰顶发起冲击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海拔一万七千英尺的营地做最后准备，这时大家感到紧张、不安和迷茫。我回想起执行任务前的状态，戏谑和严肃兼有，再三核对装备，对计划进行预演，我好像回到了巴格达。

埃文斯是这支老兵和探险者组成的队伍的头，他是一家探险公司的老板，此外还可以做医生助手，他在高海拔地区有20年工作经验。
 
3 伤痕累累的老兵

米兰达38岁，他一头金发，下巴略大，浑身肌肉，但话语轻柔，脸上总带着半是愉快半是机警的微笑。他在海军服役十八年，主要执行特种任务。他在伊拉克经历了两次爆炸，一次是水雷，一次手榴弹，后一次让他的脑部受了伤，丧失了短期记忆，在圣迭戈海军医院待了一年多。他最好的朋友里佐也参加了这次登山，两人都曾在海军服役，也都是脑部受伤，

跋涉开始后的第一天晚上，向导贝尼特斯召集大家开个总结会，谈谈这一天的起伏，随后每天都开这样的会。米兰达说：“内心的平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我没有内心的平静，从来没有过。”
像米兰达和里佐一样，有几位老兵已经接受了数年这样的治疗，既包括身体的伤病，也包括精神上的创伤。有些人能够好转，比如用假肢行走，头痛减轻，恶梦减少，有些人则不能。27岁的克兰多对大家说：“有三次，我险些开枪自杀，”一头棕发的她在军队和国民警卫队一共服役八年，担任直升机技师，曾经两次前往中东。过去两年她一直在沃尔特·里德空军医院接受治疗，但一直没有什么作用。

4 里佐和米兰达

向导很清楚，高海拔能够让任何潜在问题急剧恶化，当老兵们在南扎巴治的茶馆里放松聊天，在街道上四处漫步时，向导们聚集在一家面包房研究登山计划。“有很多问题要讨论，”埃文斯说，“里佐过了桥后，沿台阶往下走时有些问题，完全是焦虑影响了她。”

几天后，头痛、腹泻和恶心开始对里佐纠缠不休，在大本营休息日那天，我们向上攀登了1000英尺，到到高山营地。醒来后她没感到有所改善，开始担心，最担心自己成为团队的负担。里佐走出她的帐篷时，还穿着绒毛夹克，戴着羊毛帽子。她最好的朋友米兰达已经穿戴整齐，登山靴、绑腿、护具和帽灯一应俱全。她站在他身旁，两人悄悄地说着什么。米兰达摇了摇头，他对里佐说：“如果你不去，那么我也不会去。”

他们走进那顶用作食堂的帐篷，第一组的老兵和向导正在那吃燕麦粥，“我的心对我说能做到，但我的身体非常痛苦，”她对他们说，然后转向米兰达，眼泪涌了出来。“我知道你愿意留下来，但我有面赞助商的旗子，我希望你为了我把它拿上去。”米兰达伸出双臂，抱住她：“我不能对你这么做，我已经留下了很多人，我不想把你留在后面。”

帐篷里变得很安静，“你们俩太让我骄傲了，”贝尼特斯说。埃文斯说：“我们会把那面旗带到上面。”

“在外部世界，我们怀念的是军队里的那种紧密团结，”米兰达说，“这让我回想起来，坚持是个好东西。这跟你身边的同伴有关，这回则是我最好的朋友。”里佐把头靠在米兰达肩上，魏恩梅尔坐在里佐身旁，脸上流下一滴眼泪。

5 成功登顶

凌晨一点左右，第一组的队员陆续走出帐篷，走进一片漆黑中。他们避开湖水，穿过河床，登上岩石坡。他们戴的帽灯像圣诞树上的灯饰，不停响起的铃声打破了空气中的宁静。
 
十分钟后，一名士兵掉队了。克兰多急性焦虑症发作，绊倒在地，呼吸急促，她坚持不了了。贝尼特斯跟她一起下山返回营地，她进了米兰达和里佐所在的帐篷，这时第二组队员正走出帐篷。
 
太阳从珠穆朗玛峰后面升了起来，就在这种单调节奏中，几个小时过去了——走一步，呼吸，走一步，呼吸，有时要用冰斧凿开冰雪，腿部肌肉因疲劳而抽搐。向导麦斯领着巴斯克斯，不时提醒道：“深呼吸，深呼吸”。自行车训练令巴斯克斯的腿非常强壮，即便如此他也非常疲劳，

一路上，魏恩梅尔和向导们不时向巴斯克斯伸出援手，在穿越危险地形时为他提供建议，然而，不停的指引令巴斯克斯非常沮丧，“我坚持不了了，我本该练得更刻苦些。”

向导麦斯说：“别抱怨了，往前走。”两人继续向前跋涉，走几步，停一下，走几步，停一下。麦斯每隔一会便估算距离，三百英尺，两百英尺，一百英尺，“我们差不多到了，”麦斯说。

最后，峰顶上的魏恩梅尔叫大家停了下来，他站的地方只比麦斯和巴斯克斯高几英尺，“谁在哪叫喊？”巴斯克斯大口喘气，“你到最顶点了，”麦斯告诉他。魏恩梅尔来跟巴斯克斯拥抱，巴斯克斯哭了，他能听到最顶点。

在上午10点之前，我们所有人都上了峰顶。许多人流泪，互相拥抱，我太累了，顾不上有什么成就感。我茫然地注视着八英里外、上方九千英尺处的珠穆朗玛峰，身边很多人都到过那，我充满敬畏。我们拿着美国国旗和赞助商旗帜一起留影，麦斯拿出一面伴随自己二十多年的扎染旗帜，上面是一个巨大的和平标志。

经历了几个月的筹划和训练后，我们终于实现了目标，随后我们开始借助安全装置下山。
 
6 经历生死的尼曼

大约两个小时里，向导埃文斯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布尔身上，布尔登顶后太疲惫了，其他向导担心他能否独自下山。后来布尔感觉好了些。

身体状况更差、也更危险的是尼曼。2005年7月的一个夜晚，伊拉克，突击队员尼曼在执行任务时严重受伤，右腿脚踝处被直升机旋翼切断，左脚几乎粉碎，此前尼曼已经在以负责暗杀和捕获重要人物的精锐突击小队待了九年。埃文斯认为，对尼曼来说，靠自己的力量行走将是最好的生存机会。

下山时麦斯一直跟尼曼一起走，一根短绳把两人系在了一起。尼曼走起路来有些踉跄，说的话也开始没条理，他说自己的头疼达到了八成，麦斯和埃文斯觉得事态有些严重。他们都听说过尼曼受过的伤，后来麦斯对我说：“这个家伙知道如何忍受。”

一个小时后，尼曼蹒跚着走进营地，重重地靠在拐杖上，脸色苍白，目光迷离。埃文斯说，“他在好转，但仍然非常恶心。”尼曼坐在睡袋上，做深呼吸，埃文斯用听诊器为他诊断，“你在喘气，但没有出现体液，这很不错。”埃文斯开始给尼曼输液，第一次针没找准静脉，血染到夹克上，尼曼跟他吵了起来。

埃文斯将一个测试仪放在尼曼手指上，结果显示他体内的氧饱和度仍然只有很危险的63%。遗传对登山者体能和适应能力的影响非常大，在军队服役时，尼曼的身体非常强壮，但是在2010年，因为脑水肿，登顶麦金莱峰前他不得不疏散下来。

尼曼吃了两碗拉面后，埃文斯决定使用便携式高压舱。尼曼进入舱内，躺在睡袋上，可以通过一个小的塑料窗户往外看，埃文斯用脚踏打气泵往睡袋输气，随着压力上升，尼曼呼吸到了密度较高的空气，相当于在海拔一万英尺的地方呼吸。夜里向导和老兵们轮流进入帐篷，每半小时换一个人，不让脚踏打气泵停下来。早晨之前，尼曼的头疼减轻了，气色也恢复了，他爬出舱外。早前做一次营救训练时，他在棺材里躺过，但尼曼说在高压舱里的这一夜感觉要糟很多。

7 欢聚和离别

不出所料，这次探险以酩酊大醉告终。经过三天艰苦跋涉后，我们到达了夏尔巴人卡米·丹增的家乡昆琼。外面下着毛毛雨，气温很低，我们聚在一家昏暗但暖和的茶馆里。卡米和另一个夏尔巴人出去了一趟，回来时带着一箱啤酒、一瓶威士忌，还有一个有些磨损的塑料壶，里面装着“chhaang”, 一种用米酿造的乳白色啤酒。卡米挨个分发咖啡杯，然后用一支巨大的银茶壶为每个人倒酒。酒精在每个人的血管中流动，大家又说又笑，喧哗声越来越高。

在最后一次团队会议上，巴斯克斯的话让我们对他的世界有了一丝真切感受：“就是这种我正在凝视的深邃，深远、黑暗、黑色，永无休止，”他停了下来，然后接着说，呼吸变得不均匀。“我希望自己能看到自己身边的一切，我希望能看到日出和日落。这会推动我去攀登那些难度更大的山。不管付出多少血汗，经历多少痛苦和忍耐，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