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英国登山者近日在距离珠峰峰顶300米处氧气用光，生命垂危，但经过他身旁的40多个登山者没有一人将他救助下山，该登山者不幸身亡，一时间在户外圈激起轩然大波——大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事故和死亡本身，确实，攀登珠峰本身就是一项残酷而多变的挑战，任何伤痛甚至死亡都在情理之中。大家是对事故发生后的死亡过程拥有很大争议，换句话说，争论的焦点在于那些经过遇难者身边有机会伸出援手的登山者——救与不救，这是个问题。
编译/撰文 金属狂人
今年的登山季，珠峰迎来了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就在100多名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的同时，有7名外国队员不幸遇难，这是历年来珠峰攀登活动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些遇难者基本上都是在成功登顶返回大本营的途中，在8300米左右遇难的。他们在事故发生后大多都遇到了其他的攀登者，但是为什么就没有人伸出援手拯救即将逝去的生命？他们为何如此冷漠？这些人都是如何遇难的？
我在想，这些不幸的人在坚持几天后看到有人经过，该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看到了生的希望，但是当一个个登山者冷漠地离开的时候，我不知道那将会是怎样一种哀怨绝望的眼神——也许充满了对人类的诅咒。让我们看看几个在珠峰发生的故事吧，虽然我们没有登上过8000米的高峰，但这些悲喜剧有助于我们对珠峰救援作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和评价。
故事一：40多人见死不救，夏普命丧珠峰
5月15日，34岁的英国人大卫·夏普从珠峰顶上下撤了300米时，氧气用光，生命垂危，但不少经过他身边的登山者却没有尽力救助他，导致他死在山上。据悉，夏普是今年3月27日离开英国，试图第三次挑战珠穆朗玛峰的，没想到却一去不回。
其中包括新西兰无腿勇士马克·英格里斯，他靠一双假肢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然而日前他却被指控“见死不救”。英格里斯日前接受采访，承认了他当时面临的艰难抉择和痛苦心境。
英格里斯称，他的登山小组是在海拔8534米左右的高处发现了34岁的英国登山者大卫·夏普的，海拔超过7925米的高度由于氧气稀缺，气候低至零下30摄氏度，一直被登山者称做“死亡地带”。当时34岁的夏普躺在一块岩石后面，因为缺氧和寒冷，已处于奄奄一息的垂死状态。英格里斯的登山小组成员立即聚到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帮助这个英国人，他们将自己的氧气瓶给夏普吸，并通过无线电向探险经理布赖斯征求意见，但布赖斯告诉他们，他们不可能将这个英国人救下山。于是英格里斯和其他几人做出了一个悲痛的抉择：抛下夏普，继续登顶。
英格里斯说：“在8534米的高度，我们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更不用说拯救别人活下来。他当时处在非常糟糕的临死状态中，我们曾经讨论该如何救他，放弃他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无法帮助他，他没有氧气，没有合适的手套抵御酷寒。”
英格里斯称，在那天早晨先后经过夏普身边的登山者至少有40人，但却没有一个人选择放弃登顶、改为将夏普救下山。34岁的夏普为了救自己，曾经站起来过，并试图修理自己的供氧系统，但他最终仍然因为缺氧和寒冷，在距珠穆朗玛峰顶大约300米的地方活活冻死，成了今年丧生珠峰的第11名登山者。夏普的尸体后来被人移到了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和一名1997年的印度登山遇难者的遗骸摆放在了一起。
故事二：遗憾，但不后悔
在夏普之后几天，一名叫霍尔的登山者命运截然不同。登山向导丹尼尔·马祖为了营救霍尔，放弃了登顶珠峰的机会，也没能完成他的工作——带领他的两名顾客登顶。“失去这个登顶的机会我非常遗憾，但是更遗憾的是我没有做好我的工作”，马祖在周二回到尼泊尔首都后说。
5月24日，霍尔从海拔8300米的C3营地出发。同行者包括哈里·基克斯特，托马斯·韦伯，另有５名夏尔巴登山向导，他们选择的是北坡路线。
25日上午9时，霍尔成功登顶，他向大本营发出胜利讯息。霍尔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登山者之一，但这是他第一次成功登顶珠峰。尽管登顶时步履轻快，霍尔在下山过程中体力开始出现问题。花了一个小时，他才下到海拔8800米处，又过30分钟后，霍尔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他再也无力动弹。在接下来的9个小时中，3名夏尔巴人努力架着霍尔下山，但只往下挪动了100米，这时候霍尔已经丧失知觉近３个小时。晚上19时20分，夏尔巴人通过电台告诉大本营，他们认为霍尔已经死亡。黑暗中，夏尔巴人的氧气已经用完，并且出现轻微的雪盲症。队长阿布拉莫夫要求他们迅速下撤自救。霍尔则被留在8700米的雪地上。
12个小时过去后，也就是5月26日上午7时左右，美国登山者达恩·马祖发现霍尔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上，还有微弱的生命迹象。他们于是赶紧给霍尔吸氧，喝茶，并用电台向大本营求救。阿布拉莫夫随即派遣12名夏尔巴人，带上氧气和担架，前往救助。
4个小时后，3名夏尔巴人找到了霍尔，他们给他服下抗高山病药物和营养液。霍尔逐渐恢复知觉，他开始能说话，但发音含混不清，体质极其虚弱。在与另外８名夏尔巴人会合后，救援队轮流抬着霍尔下山。11个小时后，他们下到海拔7000米的第１营地。此时距离霍尔被留在雪地已有23个小时。而从24日早开始冲顶算起，霍尔在空气稀薄的珠峰“死亡区”呆了近3天，其中至少12小时处于不吸氧状态。但幸运的是，霍尔最后神奇地活了下来。
马祖这样描述当时遇见霍尔的情景，“我很震惊，我看见一个男人没有手套、帽子、氧气瓶甚至睡袋，在日出时坐在海拔8500多米的地方。” 马祖对于珠峰非常熟悉，他曾经在1991年从南面测量过珠峰的高度。马祖坚信霍尔能被救活，因为霍尔说的第一句话表示他仍有幽默感：“在这看见我，你一定很吃惊吧。”
当马祖和队友正忙于帮助霍尔时，遇见登顶的两名意大利登山者。马祖向他们寻求帮助时，他们以不会讲英语为由拒绝了。但当马祖后来返回大本营时，却发现他们俩会说英语。不过另一些夏尔巴人伸出了援助之手，马祖和他的顾客没有尝试继续登顶，他们一起竭尽全力将霍尔救下了珠峰。
虽然遗憾，但是马祖并不后悔，他的两位顾客也并不后悔。“是的，我觉得这非常有价值。征服珠峰的机会不止一次，但是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如果我们离开后霍尔死掉了，我不会安心的。谁能忍心这么做呢？”
故事三：命丧珠峰谁之过？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更老一点的故事，它的余波到现在还没有消退。
1999年5月13日，刚满23岁的迈克尔·马休斯成为征服珠峰的最年轻的英国人。马休斯和向导迈克·史密斯一起登顶珠峰，当两个人从山顶下撤至海拔8000米左右的“死亡地带”时，发生的事情让马休斯的家人、参与此次登山的向导以及组织这次探险的公司之间产生了激烈争执，并最终对簿公堂。
马休斯的父母认定他们的儿子是被向导抛下的，因此他们采取法律手段提出诉讼。他们起诉了三名向导：尼克·凯克斯、马丁·柯南道尔和迈克·史密斯，他们三人那天一同在山上。与此同时，OTT探险队的前总指挥，此次探险的组织者乔恩·廷克也被起诉。
廷克说：“毫无疑问，我们对马休斯的家人报以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把马休斯的遇难归因于此次探险的组织问题。我们认为，这次登山的组织是很严密的。攀登珠峰是极其危险的行动，在马休斯加入登山队之前我们就对其家人讲得非常清楚。”
在出发前马休斯的父亲见过OTT的向导们，他们许诺会好好照顾马休斯。“我当初觉得他们都很不错。”那天他接到廷克的电话得知儿子失踪，可能已经殒命，尽管他满怀悲痛，但是他仍接受了廷克的解释，也相信他们竭尽全力救助过儿子。“如果意外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在当时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好人。我试图把每一个人都想得很好。”
但在迈克尔遇难的两个月以后，马休斯的父亲接到了约翰·克里林的电话——他也是OTT的顾客，在马休斯失踪的时候，他恰巧也在山顶。他声称队员使用的氧气设备并没有达到OTT承诺的标准。“这让我们非常愤怒，”父亲说，“我们从此开始调查此事，并发现每一个顾客都认同这个说法。”
此后，两名加拿大顾客，大卫·罗德尼和丹尼斯·布朗也指出氧气设备不符合要求。他们也声称OTT组织的团队在到达山顶后就四散开来。罗德尼在南坡时凯克斯还试图用氧气罐砸他。但是，凯克斯面对调查时说：“这完全是杜撰。”凯克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曾被同事们看作全英最棒的高海拔登山向导。柯南道尔是国家山岳中心的训练指导。他们都被英国山岳向导协会授予向导资格，因此该中心的职业标准委员会对他们进行调查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该委员会认为马休斯父亲对他们的指控不能成立。
马休斯父亲最严重也最具争议的指控是对迈克·史密斯的，那天下午他和马休斯一起在暴风雪中艰难下山，马休斯父亲说：“史密斯看见暴风雪即将来临，而我的儿子行走也越来越困难，但是他却决定不带我的儿子下来。”
史密斯是一名退伍军人。据说马休斯的死和这项控诉已让他心力交瘁，但是他完全否认这项指控。在史密斯返回途中的笔记里，他写道：下山时，我走在马休斯的前面，醒目的固定绳很快就被雪掩埋了，不久之后这个年轻人得了雪盲。
大雪阻止他继续下山，他被迫停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超过一小时。后来他说：“为了减轻大雪的影响，我试图再回到山上，但那也是不可行的。我不得不做一个选择，是等待救援，还是冒险下山。最后，我只得选择下山。”
由于受到严重的冻伤，下山后史密斯被切掉一个脚趾。他所有的同行都认为他在那时候已经自顾不暇了。在上山的路上，队里的夏尔巴向导曾对马休斯说：“你不要爬得太慢，要不干脆下山好了。”
是氧气设备的问题吗？但是那天在山顶没有一个顾客抱怨这个氧气设备有问题。氧气设备的提供者亨利·托德对调查者说：“我的商品是经过检测和验证的。尽管在真空管和氧气罐的连接上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改装的设备是令人满意的，去年不止50人使用我提供的氧气设备登上珠峰峰顶。”
未完的故事：珠峰拥有不同寻常的道德圈界？
抛开8000米的高度不谈，所有正常的人都会鄙视见死不救的行为。但在珠峰这种环境下，大家对“见死不救”有了不同的看法。有部分人，特别是有着6000米以上海拔经验的登山者们，对这种行为持比较包容的态度，因为他们对高海拔，特别是8000米以上的恶劣环境有着真切的感受，他们甚至认为“见死不救”是在情理之中。
据科学资料表明，8000米接近平流层，平流层和我们人类生存的对流层不一样，那里总是刮着风，超过29米／秒的12级以上大风不舍昼夜。换句话说，那是一个极限境地，是一个人自顾不暇的地方。因此，他们认为8000米的高度是一个死亡地带，大家过多地苛责这些“见死不救”者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在那样的高度，不能用平地上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们确实没有能力拯救他人的生命。
但是，8000米高度是否真的就是不可逾越的死亡地带？登山者在那种情况下真的没有一点办法拯救他人吗？前面的故事中我们已经看到，在那种情况下救人并非是痴人说梦，不然霍尔怎么可能绝处逢生。很多专业人士也对所谓的“死亡地带”提出了置疑。新西兰奥塔戈大学生物学家兼登山运动员安斯利表示：那只是见死不救者的托词罢了，只要那时为夏普提供一定数量的瓶装氧气，完全有可能使他恢复知觉并脱离危险。对很多人来说，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攀登珠峰的机会，如果救人，就意味着这惟一一次机会的丧失。所以，他们只能对遇难者视而不见。
珠峰，这位圣洁的女神用她残忍的一面检验着脆弱的人性。
链接：圈里圈外的声音
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希拉里爵士：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当一个人遇到危险和困境时，我们只是摘下帽子，对他说“早上好，再见！”然后就离开了他，这是很可耻的行为。我认为，救助别人是每个人的责任，救助他人的生命远比登上珠穆朗玛峰更重要。
网友疾风：道德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不了解珠峰8000米以上的状况，就无权充当道德法官，坐在开着冷气的环境里对着电脑屏幕指手画脚！
夏普的母亲琳达：在那种情况下，你的责任是拯救自己，而不是试图拯救别人。
山友阿虎：我从珠峰下撤时，在一个山窝处看到一名裹着睡袋的外国登山者，他已经受伤了，无法行走，已等待救援几天了。我往他嘴里塞了两块巧克力，可也再没有别的办法帮助他。一位登山者后来对我说：你这样不一定是在做善事，他多活一天就多受一天苦。
参与救助霍尔的登山者布拉什：那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在做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除了救他我们别无选择。没有登上顶峰的确非常遗憾，但是，我很难相信一些人能够熟视无睹地经过一个垂死的人，我现在知道救人一命的感觉比登顶要好。
本刊读者老刘：如果我们登山的人最后都变成冷漠无情的人，那登山还有什么意义？
曾被救助的山友农夫：大家能救我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这里还有两个前提：一是高度在8000米以下；二是我没有受伤，只需要简单的搀扶，可以自己行走。如果伤重不能动，那结果现在也不敢想。
山友吕飞龙：我在登雪宝顶时，朋友不幸扭伤无法继续行走，我们只好打电话给当地登山向导求救，结果对方的第一句话是“你朋友多重，我救人是论斤的”。虽然他们救了我的朋友让我们很感激，但是这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让我对登山界的道德产生了疑问，那么多人在珠峰见死不救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