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浮毯”到“花海”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爬雪山过草地”已经成了战胜艰难险阻的代名词。

　　雪山草地都在今天四川省的阿坝州境内，草地是指这里的若尔盖湿地，雪山是指这里的夹金山等五座大雪山。曾经有许多作品描写了雪山草地的险恶,当时的“草地”实际上是沼泽。据说过若尔盖的沼泽，红军减员了万余人，其中许多人是陷在沼泽中，被吞没了。沼泽为什么会陷人呢？要了解这其中的道理 ，理解一个沼泽学中的一个专业词汇——“浮毯”很重要。“浮毯”这个词听起来很浪漫，却是杀人的诱饵。原来沼泽中的水面上有许多漂浮植物生长，它们的根系缠绕在一起，仿佛一张编织的地毯，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浮毯”。“浮毯”往往从岸边的四周向水面的中央生长，中央留下的一处水面被形象地称为“湖窗”（又是一个美丽的词汇）。“浮毯”的下面是水和漂浮植物的残落物混合而成的稀泥，这稀泥有时深达十几米。“浮毯”看起来与旁边的草地没什么差别，但是人一踏上，就会陷下去，在底下的稀泥中越挣扎陷得越深，最后被吞没。当我看描写红军过草地的影视和文学作品时，这“浮毯”和“湖窗”的形象就在我的眼前浮动。这时的若尔盖湿地在我眼中好像是恐怖的魔鬼。

　　然而当去年我去若尔盖湿地时，却惊讶地看到的若尔盖湿地并不是魔鬼，而是无比壮丽的风景：我从没有看过到如此辽阔的草原，眼前是无边无际的由各种各样的花草组成的花海。

　　我在想这哪是让人陷入其中、挣扎不出的沼泽呢？若尔盖的沼泽不见了，或者说很少了。据说有电视台来若尔盖拍红军过草地的镜头，竟然找不到陷人的沼泽，后来不得不用人工挖了一个坑，里面添上稀泥等，做了一个人工的能陷人的沼泽。

　　随着“红色旅游”的开展，若尔盖成了“景点”。游客望着花海一样的若尔盖草原、草原上有如云朵般飘动的羊群、星星点点的牧民的毡房，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红军通过这里时的艰难景象，甚至有的人心中泛起了一丝疑问：爬雪山过草地真的那么艰难吗？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开始了研究和访问，我要搞清楚：红军长征走到这里时，也就是1934－1935年时，这里的草地是怎样的？为什么今天若尔盖的沼泽不见了。

　　我先访问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郑景云和朱立平两位专家。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若尔盖湿地的环境几十年来发生了巨变，我们不能用今天看到的景象去推测和想象红军长征时若尔盖湿地的景象。如今全球变暖，使得若尔盖一带的湿地退缩得很快，许多沼泽变成了草原。可以肯定地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许多草地沼泽今天已经消失了。红军过草地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60年代我去若尔盖一带考察，那时有很深积水的沼泽就在公路两边，人不敢离开公路，否则就会陷下去，经常能看到有牛或羊为了吃沼泽里的草陷到里面，挣扎不出，最后淹没在沼泽里。到了今天，若尔盖一带沼泽已经退缩得远远地离开了公路，公路两旁沼泽已经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草原。”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的印开蒲研究员说，“与50年代比，沼泽大约消失了一半；不仅沼泽消失，而且若尔盖湿地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沙化现象，一些沼泽变成了沙丘。”

　　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一川也认为，跟30年代比，若尔盖沼泽至少消失了60％。

　　除了自然的原因——全球变暖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为的因素，70年代曾经要把若尔盖的沼泽变成良田种甜菜，还有就是开采泥炭，为此曾经大规模地挖沟排水，把若尔盖的水排干，就这样若尔盖的沼泽迅速地消失了。

　　我们身边的自然景观其实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由于这种变化相对而言十分缓慢，因此有些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以为自然总是如此。若尔盖的变化就十分生动地告诉我们：江山易改。

　　不仅自然在变，即使自然不变，也会因为人和时代的变化，使自然景观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在我的面前有两幅图，一幅是摄影师高屯子的用6×17厘米的底片洗印的大照片，一幅是选自《长征画典》的油画《红军过草地》，是张文源先生画的。

　　两幅图表现的是同一个地方——若尔盖湿地，但是这两幅图给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高屯子的照片：蓝天、阳光、草地、牛羊。若尔盖有如天使一样美丽可爱。张文源的油画：乌云、狂风、沼泽、泥泞、伤员。若尔盖有如魔鬼一样狞厉无情。

　　同一个若尔盖，由于被注入了不同的情感和意识，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这使我想起了一位从人的主观感受入手研究地理学的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他有两本很受欢迎的书：一本是《恋地情结》，一本是《逃避主义》。“逃避”是说人对自然并非是无条件地热爱，而首先是逃避，人不想暴露在旷野，不想风吹雨淋；所以人们营造家，以便把自己安顿在一个安全、宁静、温暖的地方。张文源油画中的“若尔盖”就是人们要逃避的自然；“恋地”是说人们通过各种经历，将一个“空间”赋予各种意义，变成与人有各种意义相关的“地方”，高屯子镜头中的“若尔盖”已经从“空间”成了一个可爱的“地方”。

　　“长征岂止是二万五千里，我觉得四万里都有了。”电话的那边传来了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女儿张小艾博士的声音。她正在与一位以色列的退伍老兵，也是一位摄影家——武大伟重走长征路。他们正走在四川荥经县的大山上，他们在寻找翻越一道大山——泡桐岭的道路。在张小艾的感觉中，红军长征所走的路太漫长了。

　　然而我面前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对两个英国青年的专访，他们也是重走了长征路，还出了书。他们有一个观点引起了争论：他们说长征没有过去说的25000里那么长。他们走的时候用GPS做了精确测量。他们认为红军长征走了不到6000公里。

　　其实二万五千里长征本来就是一个粗略的说法。用今天的精密测量去衡量当年红军的长征里程，并不合适。

　　我感兴趣的是，对于长征的里程数，作为长征红军将领的后代张小艾的感受与两个英国人的感受是如此地不同。事隔70年，本期“’长征’到底有多长”写出了不同的人对于当时红军究竟走了多少路，做出了不同的诠释。

　　转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5年第7期

　　本文作者：单之蔷